1937年，一场从华北蔓延至华东的战争彻底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这一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借口士兵失踪，发动全面侵华。到了8月，战火燃烧到上海。我们的军队在上海打了三个月，但日军有优势，于11月12日占领上海。
淞沪之后，日寇迅速鼓捣出了“华中军”，由松井石根带着，兵分三路直扑南京。从上海到南京约300公里，日军以平均每天40公里的速度推进，沿途烧杀抢掠，苏南地区大量村庄被焚毁，平民死伤惨重。根据后来东京审判的记录，仅从上海到南京的途中，就有超过30万平民遇害。
空袭与恐慌：早期的撤离信号早在1937年8月15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就开始对南京进行空袭。至11月中旬，南京遭受了超过50次轰炸。城市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铁路线被炸断12处，桥梁损毁8座，城区超过2000栋房屋被毁。最初的空袭让部分敏感的人开始撤离，但大多数人——尤其是底层民众——仍相信政府能够守住首都。
国民政府的态度起初也是矛盾的。11月15日，蒋介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讨论南京防御问题。白崇禧、李宗仁等人明确反对死守，认为南京地形不利，背靠长江，一旦被围将成“绝地”。但蒋介石出于政治考量，最终决定固守。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但对外宣传仍是“誓与南京共存亡”。
双重节奏：官方撤离与平民困境政府的撤离计划实际上分为两条轨道：秘密的官员撤离和公开的“坚守宣传”。
从8月下旬开始，国民政府各部门已开始秘密转移官员家属和重要文件。到10月份，仅通过铁路运往武汉的政府档案就超过2000箱，金银货币价值超过2亿元法币。官员家属乘坐专列、包船甚至飞机撤离，这些行动并未向公众通报。
与此同时，南京街头贴满了“誓死保卫首都”“与南京共存亡”的标语。11月25日，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组建约10万人的守军——其中大部分是从上海撤退的疲惫之师，装备不全，士气低落。
真正的平民撤离通知直到11月20日才正式发布，此时距离日军兵临城下仅有三周时间。更糟糕的是，政府并未提供系统的撤离方案，也没有组织足够的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的争夺：金钱决定生死南京的交通资源在最后时刻呈现出残酷的分配不公：
铁路方面：南京火车站正常票价仅为几元法币，但到11月下旬，黑市票价飙升至相当于三斤黄金（约1200银元）。而当时南京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仅为3-5银元，一张车票相当于一个工人家庭20年的收入。
水路方面：政府早在11月12日就征用了南京所有的220艘民用船只和600辆汽车，用于运输政府人员和物资。虽然市长马超俊后来下令船只返回接运平民，但到城破之日，仅有不到30艘小船回到南京。
公路方面：通往芜湖、武汉的公路被日军飞机持续轰炸。从南京到芜湖的公路两侧，后来发现超过5000具平民尸体，大多是试图徒步逃离的穷人。
富人的逃生网络与平民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富裕阶层通过金钱和人脉构建了有效的逃生网络：
船票市场：下关码头的大型轮船票价从平时的5-10银元暴涨至50-80银元。即便如此，这些船票也只在特定圈子内流通。根据当时英国记者田伯烈的记录，一艘原本载客200人的轮船，最后塞进了超过500人，都是付得起高额费用的富裕家庭。私人船只：一些高级军官准备了私人逃生工具。如徐源泉的第二军团准备了20艘民船，在城破前运送了1.2万名官兵及家属撤离。外国渠道：富裕家庭还通过外国使馆、教会等关系获取“安全区”通行证或外籍船只的船位。美国使馆发出的保护文件在黑市上被炒到100银元一张。穷人的绝境：数据背后的残酷到1937年12月初，南京的人口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
战前南京常住人口约101万，加上周边涌入的难民，总人口达120万以上。至12月10日，城内剩余人口约为50万，其中超过40万是无力撤离的贫民和外地难民。留下的人中，60%以上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超过70% 的家庭月收入低于10银元。
长江天堑成为穷人生死线。江面宽度在南京段达1.5-2公里，水流湍急。许多穷人用门板、木桶扎成简易筏子渡江，但成功者寥寥。仅12月12日一夜，长江南京段就有超过3000人溺亡或冻死。
最后的混乱：12月12日之夜12月10日，日军对南京城墙发起总攻。12月11日，蒋介石向唐生智发出撤退命令，但由于通讯混乱，许多部队并未收到指令。
12月12日下午5时，唐生智召开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下令撤退。但撤退计划极为混乱：只有6个师接到了书面命令，其余部队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抵抗。
最悲惨的一幕发生在挹江门。为了阻止士兵溃逃，唐生智曾下令关闭城门，只留一小缝。12日晚8时，溃兵与逃难民众在此挤成一团。据幸存者回忆，当晚挹江门踩踏造成至少300人死亡。
下关码头的情况更为惨烈。原本承诺的运输船只大多未能到位，只有十几艘小船在江面徘徊。士兵为争夺船位开枪互射，许多平民被推入江中。江面上，日军舰艇用探照灯照射并炮击渡江人群，造成大量伤亡。
谁该负责：历史的多重反思南京沦陷后的暴行震惊世界，但沦陷前的不平等撤离同样值得深思。国民政府在组织撤离中的失职表现在：
信息不透明：从8月到11月，政府持续宣传“坚守”，却秘密撤离官员家属，导致平民误判形势。资源分配不公：征用全部民用交通工具用于官员撤离，未给平民留出足够逃生工具。缺乏组织：从未制定详细的平民撤离计划，导致最后时刻的混乱。战后，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都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追究。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唐生智虽未被追责，但其指挥失误广受诟病。
历史的教训：公平社会的价值南京沦陷前的逃生差异，暴露了深刻的社会不平等。在生死关头，财富、权力和人脉成为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这一历史教训提醒我们，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仅需要抵御外敌的能力，更需要内部的公平与正义。只有建立完善的应急机制、保障信息透明、确保资源公平分配，才能在危机中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一个生命。
83年过去，南京城墙上的弹痕依旧可见，长江水依旧东流。那些在1937年冬天因贫穷而无法逃离的人们，他们的故事应当被铭记——不仅是对暴行的控诉，也是对公平社会的呼唤。在灾难面前，生命的价值不应由财富的多少来决定，这或许是这段历史给予后人最深刻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