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被称之为俄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生活发现者”。

《战争与和平》其创作时间是1863年至1869年，于1869年正式出版发表。这部小说是列夫·托尔斯泰最具代表性的鸿篇巨制，被称之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故事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以鲍尔康斯、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大贵族的经历为主线，再现了从1805到1820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展示了19世纪最初十五年的俄国历史，是一部表现当时社会风貌的百科全书式的恢弘史诗。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构建了一套独特而深刻的历史哲学。他激烈地反驳了将历史进程归因于帝王将相个人意志的英雄史观。拿破仑，这位被欧洲视为“世界精神”化身的征服者，在托尔斯泰笔下却显得渺小、可笑，甚至可怜。他的野心与谋划，在俄国广袤的土地、严寒的冬季和人民自发的抵抗意志面前，如同撞上礁石的浪花，瞬间粉碎。

与拿破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军统帅库图佐夫。托尔斯泰将他塑造成一个看似倦怠、甚至有些昏聩的老人，却拥有穿透表象的深邃智慧。库图佐夫的伟大，不在于他发出了多少英明的命令，而在于他拥有“感悟人民意愿”的罕见能力。他懂得“聆听民心和‘士气’”，更重要的是，他懂得顺从那背后更宏大、更神秘的历史力量。博罗季诺战役后，他力排众议放弃莫斯科的决策，并非怯懦，而是一种深刻的战略智慧——他明白，保存军队和人民的抵抗意志，比固守一座空城更为重要。这种力量，托尔斯泰称之为“人民战争”的伟力，它是一种由千千万万普通人朴素的家国情怀、求生本能和自发勇气汇聚而成的洪流。

在这种宏观视野下，小说中那些精心描写的贵族沙龙里关于战略战术的夸夸其谈、宫廷中勾心斗角的政治算计，都显得苍白无力而充满讽刺。托尔斯泰通过彼埃尔·别祖霍夫的眼睛观察博罗季诺战场，看到的是混乱、偶然与无名的英勇。历史的前行，并非按照某个天才的蓝图，而是在无数个体（从将军到士兵，从贵族到农奴）意志的相互碰撞、抵消与偶然合力中，蜿蜒曲折地展开。个体的主观意志，在历史客观进程面前，常常显得微不足道。这便引出了小说最核心的困境：如果个人无法左右历史，那么人的奋斗、选择与道德追求，意义何在？

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托尔斯泰将他的人物投入战争与和平的熔炉之中，观察他们的精神蜕变。小说中的人物轨迹，构成了对生命意义的不同探索路径。

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最初怀揣着对荣耀与“特拉法尔加”式英雄业绩的渴望投身战争。然而，奥斯特利茨战场上仰望“崇高无极的天空”的顿悟，使他看透了世俗荣誉的虚空。他的生命在痛苦的精神求索与对娜塔莎爱情的短暂复苏中摆动，最终在博罗季诺身受重伤、与情敌阿纳托利同处一室而宽恕他的时刻，达到了对普遍之爱的领悟，在宁静中离世。他的道路，是从个人英雄主义转向宗教性博爱的精神升华。

彼埃尔·别祖霍夫则是一个不断在试错中寻找真理的“探索者”。继承巨额遗产后，他一度迷失于上流社会的虚妄（如与海伦的失败婚姻）。共济会的经历未能解决他内心的困惑。战争对他而言是一场残酷的启蒙。在博罗季诺，他体验到平民士兵朴素的勇气；作为俘虏，他从农民士兵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身上，领悟到顺从天命、在简单生活中发现神性的东方智慧。最终，他没有走向安德烈式的彼岸宁静，而是投身于十二月党人式的现实改革，将精神追求转化为改造社会的行动。他的道路，是从迷茫走向行动，将信仰落于尘世。

娜塔莎·罗斯托娃是托尔斯泰心中自然生命力与道德直觉的化身。她充满激情，有时显得轻率（如与阿纳托利的私奔计划），但其灵魂本质是纯粹而富有韧性的。在莫斯科大撤退中，她毅然命令家仆卸下财物以运送伤员的举动，是自发爱国心的最高体现，完全超越了贵族小姐的身份。战后，她洗尽铅华，成为专注家庭、充满母性光辉的妻子和母亲。她的转变，象征着被战争洗礼后，从青春的浪漫幻想回归到坚实、朴素、富有创造性的生活本身。

与之相对的是库拉金家族（华西里公爵及其子女海伦、阿纳托利），他们代表了上流社会道德的空洞与灵魂的腐烂。他们将一切人际关系（包括婚姻、友谊）视为谋取私利、巩固地位的筹码，在国难当头时依然沉迷于奢靡与阴谋。他们是托尔斯泰笔下“战争”与“和平”中恒常的负面存在，其命运（如海伦的暴卒、阿纳托利的毁灭）体现了作者对脱离人民、背离道德的寄生生活的严厉审判。

《战争与和平》的史诗性，不仅在于其时空的广阔，更在于其社会剖面的完整性。托尔斯泰精准地描摹了十九世纪初俄国社会的断层。

以库拉金家族和部分彼得堡宫廷贵族为代表的宫廷权贵阶层，形成了一个封闭、固化、崇尚西欧文化、道德虚伪的圈子。他们的生活与民族的命运严重脱节，战争不过是他们沙龙里的谈资或谋取勋章的机会。

而以罗斯托夫家族和鲍尔康斯基家族为代表的庄园贵族，则与土地、传统和人民保持着更紧密的联系。罗斯托夫家的豪爽好客、老伯爵的温情、尼古拉的直率、娜塔莎的质朴热情，都带有浓厚的俄罗斯民族性格。鲍尔康斯基老公爵虽然性格乖戾，但其对国家的忠诚、对责任的坚守，体现了旧式贵族的脊梁。他们在战争中的牺牲（如彼佳·罗斯托夫的阵亡）和奉献，与库拉金们的行径形成天壤之别。

更为深远的描绘在于人民——那些无名的士兵、农民、市民。托尔斯泰通过众多细节（如菲尔涅夫团队在申格拉本的自发英勇、斯摩棱斯克商人在店铺被焚前的淡然、游击队员吉洪·谢尔巴特的机智勇敢）展现了人民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和不求回报的爱国热忱。正是这种力量，构成了库图佐夫所倚仗的“士气”的基石，也是最终吞噬拿破仑大军的真正海洋。托尔斯泰在此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民族存亡之际，真正的支柱并非上层精致的利己主义，而是下层人民朴素而坚韧的生命力与道德感。社会固化的阶层在战争的极端压力下，显露出了深刻的裂痕，而民族意识却在共同的苦难与抗争中被锻造和唤醒。

托尔斯泰以其巨匠之手告诉我们，生命的伟大不在于征服了多少外部世界，而在于在经历战争与和平、荣耀与屈辱、爱情与背叛、追寻与幻灭之后，灵魂所能达到的理解、宽恕与爱的深度。《战争与和平》最终是一曲对生命本身，对其苦难与辉煌、渺小与崇高的浩瀚礼赞。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精神价值的求索、对他人苦难的共情、对朴素生活与职责的担当，永远是抵御历史虚无与存在荒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