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寨镇党委的红头文件上，赫然写着“经镇党委研究决定：郭黑某同志为孙石窑村党支部书记”。没人会想到，这份盖着真公章的文件竟是彻头彻尾的伪造品，而被任命的郭黑某，是一位智力二级残疾的61岁村民。

事件的根源是一笔78万余元的村委会债务。原村支书郭白虎在垫付这笔款项后，历经四次审判，终于胜诉。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时任村支书帖托面临着被“限制高消费”的处境。

于是，帖托“找到”了南寨镇负责管理公章的工作人员。两人瞒着镇领导，在伪造的红头文件上盖上货真价实的党委公章，炮制了一份将智力残疾人郭黑某“任命”为村支书的假文件。

当一个地方村支书，面对法院要将他列为“限高”人员时，他想到的不是履行判决，而是如何金蝉脱壳。他找到了镇里掌管公章的人，两人一拍即合，在一份伪造的任命文件上，盖下了真实的镇党委公章。

这个连“十加十等于几”都无法回答的五保户，就这样成了他的“替身”，被法院限制了高消费。而帖托自己，则在事发后，安然地回到了市场监督管理所上班。

事件曝光后，当地纪委对帖托、公章管理人员及时任镇长三人作出了党纪政纪处分。看看新闻的报道明确指出，处分内容包括“调离岗位”。

帖托那句“我回市监所上班了”，恰恰印证了这个结果。他从需要承担债务执行责任的村支书岗位上被“调离”，回到了原单位辉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

这难免让人产生疑问：对于一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利用职务侵害弱势群体权益的公职人员，这样的处理是否过轻？“调回”原单位，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成了一种保护，让他得以避开舆论中心，等待风波过去？

他为什么敢这样做？我觉得有以下三点：

一是那只能盖下真公章的手。这样既没有伪造印章，只是在假文件上盖真章，技术难度为零，风险感知也为零；

二是他精心挑选的“替身”——郭黑某。选择一个智力残疾人，是经过算计的。这样的人认知能力有限，连自己的生活都时常糊涂，更不可能去主张或澄清自己村支书的身份。他不会反抗，甚至无法理解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在帖托看来，这是一个完美的“哑巴”替身，安全、可控、不会节外生枝；

三是对规则程序的了解，他将假文件提交给法院时，坚信法院只看“章子”和“文件”。只要文件是真的，内容是否合理、任命的村支书是否连简单算术都不会，都不重要。他赌法院不会、也懒得去做实质性的审查，尤其是对一份来自同级党委政府的“正式文件”。

现在最新消息是法院负责人已上门道歉并赠予了部分生活物资，当事人也接受了。但对帖托们的处理，内部调岗是否太轻了。伪造国家公文、构陷弱势群体，仅仅被党纪政纪处分，关键他还能回市监局上班，这合理吗？懂法律的朋友可以细说一下。

一颗公章轻如鸿毛，但盖下去的重量，有时能压垮一个无辜者的人生，而犯错者却能回原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