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自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名士，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掏起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天下一统，应该罢除各州郡的常备军队，仅保留治安武装，大郡设置武吏百人，小郡设置武吏50人，他们只负责捕盗，维持地方秩序，州牧和刺史不再拥有兵权，兵权收归中央与宗室诸王。
这一政策的直接影响是，地方丧失了应急防御的能力，导致宗室诸王野心滋生，因为州郡武常备驻郡，边郡的防御能力大幅削弱，西晋对内迁胡人的管控逐渐松弛，缺少了地方兵力的压制，他们的心思变得异常的活跃，野心蠢蠢欲动。
司马炎因为见到了，曹丕不依赖宗室的过失，于是矫枉过正，完全信任宗室，过度的提防外臣，他只看见地方官兵会造反，却没有遇见宗室带兵，争天下的更大灾难。
曹魏猜忌同姓宗室，以至于宗室无兵，权臣篡国，西晋反过来猜忌天下百官，便剥夺州郡兵权，把重兵分给藩王，两者都是心中存疑，刻意设防，而祸端偏偏爆发在自己不设防的地方。
对于司马炎裁撤郡兵，也有他积极的一面，因为减轻赋税，短暂的促进了太康年间的经济恢复，在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中，专门评价了罢州郡兵，收兵宗室这件事。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观点，魏削宗室而权臣篡，晋封同姓而骨肉残，这都是由于猜忌他人而导致的，因为一个人的猜忌而防范天下人，其愚不可药，其祸不可救，魏之削诸侯者，以同姓也，晋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疑惑同姓而天下乘，疑天下而同姓乘，力防其所疑，而祸发所不疑。
竭力防范自己所猜疑的对象，而祸乱却发于自己不曾猜疑的对象。曹魏和西晋产生的祸乱，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本质上都是帝王的猜忌所带来的恶果。
王夫之建议，即使真要削兵，也要等到天下疲惫到极点，人人都厌弃战乱，迫切希望停止战争之时，而且还要通过政策，消减民众的暴力之气，即使这样，也要设置营屯兵，以备不虞。
王夫之的治理逻辑是不以一人疑天下，表面推崇文治，实则保留武备的制度根基，而非彻底的废置地方军备，要站在民生安危，天下公义的立场，构建长治久安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