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局叔[微风]

10月底这一组外交行程，放在一起看很有反差感。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落地合肥，坐进大众在华研发的智能电动车体验辅助驾驶。

德国总理默茨同期在新加坡、东京推进亚洲行程，一边提出要降低对华单向依赖风险，一边和日本达成多项安全、科技领域合作意向。两人出访时间重叠，但权责定位、出访目标并不相同。

人在合肥摸智驾车，人在东京签合作备忘录

10月27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抵达合肥，开启对华国事访问。这是他时隔近8年再次以德国总统身份访华，上一次是2018年12月；首站安排在安徽合肥，本身就承载着产业交流的导向。

抵达合肥后，施泰因迈尔先后走访骆岗公园、大众汽车（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并在测试跑道体验本土研发的智能电动汽车。

骆岗公园由已经停用的骆岗机场改造而来，规划面积12.7平方公里，是国内规模很大的城市更新项目，主打城市可持续转型示范。这里不只是城市绿地，也是对外展示工业城市转型实践的窗口。

大众合肥研发中心，是大众集团在德国境外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研发基地。施泰因迈尔公开表态，德国应当对德中技术合作保持信心，在中国落地的研发成果，同样可以反哺德国本土以及欧洲市场。

几乎同一时段，默茨正在新加坡发表新加坡讲座演讲。这是新加坡颇具影响力的公开演讲平台，不少国家政要曾在此发言。

默茨在演讲中提出，欧洲和亚洲需要降低“不健康的单方面依赖”，呼吁欧盟和CPTPP成员国推进覆盖贸易、科技、安全领域的跨区域合作框架；他同时明确，与中国全面脱钩是错误选择，需要管控单向依赖带来的风险。

10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中德、中欧经济互补、产业互嵌，务实合作的底色是互利共赢，希望德方和欧方保持客观理性，通过对话磋商化解分歧，为企业合作提供更多确定性。

同一天，默茨到访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会谈后，德日宣布双边关系升级为高级别伙伴关系，双方企业见证交换大约30份合作备忘录。

内容涵盖人工智能高级别对话、稀土等关键矿产协作、启动外长防长“2+2”磋商、拓展联合军演，同时就下一代战斗机研发合作开展可行性探讨。

德国总统和总理同期分头推进不同方向的外事活动，很容易给外界一种观感：一边在华对接产业合作，一边在亚洲其他国家布局安全与供应链合作。

德国总统是礼仪性国家元首，没有行政决策权，出访更多偏向产业交流、民间与企业层面的沟通；对外战略、供应链政策的制定权，掌握在总理府；二者是分工不同，并非两套对立政策。这种分工，也会让德国企业在判断市场预期时，感受到政策信号的复杂性。

2518亿欧元的账本，嘴硬归嘴硬，经贸联系客观存在

只看外交表态容易流于表面，我们可以看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中德贸易数据：2025年中德货物贸易总额2518亿欧元，同比增长2.1%；德国自中国进口约1706亿欧元，对华出口约813亿欧元，对华出口同比下降9.7%。同年德美贸易总额2405亿欧元，同比下滑5%。

2025年中国重新成为德国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2016至2023年，中国连续八年是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4年这一位置由美国取代，2025年再次回归。

德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里，主体是工业中间品、电池、零部件、机电设备，大量直接供给德国本土制造业生产线，中德产业链已经深度绑定；对德国工业来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商品销售市场，更是供应链里重要的一环。

再看施泰因迈尔在合肥看到的产业变化。过去几十年，大众、宝马、奔驰进入中国市场，模式是输出成熟技术换取市场空间。

现在情况发生改变，德国车企在合肥设立大型研发中心，重点吸纳中国本土的智能驾驶软件、新能源整车配套能力。大众合肥研发中心承担的，正是中德联合开发智能电动产品的任务。

企业层面的选择，往往更贴近真实产业需求。默茨这次亚洲之行，随行代表团包含西门子、德国电信、汉高、空客防务等大约30名德国大企业高管。

企业跟随总理出访，一方面是参与亚洲区域供应链布局，推进多元化；另一方面，也需要稳住中国这个体量巨大的基本盘；施泰因迈尔在合肥体验智能电动车，本质是实地观察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现状。

对华出口下滑，不能简单归结为对华依赖带来的问题；背后一个核心原因，是中国电动车、机械设备、新能源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德国传统汽车、高端机械过去长期占据的优势空间被压缩；这是全球产业竞争迭代的正常现象，不是供应链绑定本身的问题。

默茨在演讲中重点强调单向依赖的风险，但并没有直接把对华出口下滑归因于对华依赖。如果把出口下滑简单归咎于供应链依赖，其实是找错了调整方向。

德国制造业真正需要补齐的，是研发效率、成本控制、技术迭代速度；如果依靠贸易保护规避竞争，短期或许能缓冲本土企业压力，长期反而削弱制造业的创新动力。

日德30份备忘录签得热闹，供应链多元化不等于替代中国

再看东京达成的这30份备忘录。备忘录属于意向文件，不具备强制法律约束力。德日敲定的合作方向覆盖AI对话、关键矿产、防务磋商、联合演训、战机研发探讨，双边关系升级为高级别伙伴。

默茨这趟亚洲行程路线清晰：10月27日新加坡、28日日本、29–30日韩国，后续还要参加亚太会议。新加坡侧重金融和区域贸易规则，日本优势在精密制造，韩国强项在半导体、动力电池，布局思路很清晰。

但客观现实是，新加坡、日本、韩国叠加起来，也很难复刻中国完整的工业配套能力。

CPTPP全部成员国合计人口接近6亿，市场规模可观，但各国产业优势相对单一：新加坡以金融、贸易中转为主，日本擅长材料、精密零部件，韩国聚焦半导体、动力电池。

而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上下游配套集群密度极高，短时间内很难找到同等体量的替代供应链。

另外，日韩企业本身就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韩国动力电池厂商、日本汽车零部件企业，都离不开中国市场和配套产业链。

哪怕德日签署关键矿产协作备忘录，日本企业依旧会大量采购中国稀土永磁等深加工产品，这是产业现实，不是外交协议可以轻易改变的。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区分：供应链多元化，和“替换中国供应链”是两回事。分散布局、多渠道保障供应链安全，是很多国家企业的常规选择。

但对外传递“单向对华依赖不健康”的表述，容易让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的德国企业产生顾虑，影响企业经营预期，这种信号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

就算德国想要推进供应链调整，在欧盟内部也很难形成统一步调。法国在汽车、农产品领域诉求不同，意大利侧重消费品，中东欧国家深度依托德国产业链；欧盟27个成员国利益诉求差异很大，很难落地一套强硬统一的对华经贸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说，施泰因迈尔的合肥之行，价值在于产业层面的实地沟通。德国制造业未来的转型，离不开和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对接。

德国总统和总理的出访分工，不是政策互相矛盾，而是德国不同外交维度的同步推进；一边持续维系和拓展中德产业技术合作，一边在亚洲推进供应链多元化、安全领域伙伴关系。两份议程同时存在，共同构成当前德国亚洲政策的全貌。

结语

中德之间每年2518亿欧元的经贸往来，建立在长期产业互嵌的基础之上，不是单方面可以轻易割裂的。

德国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当中国不再只是德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同时成为新能源、智能汽车领域的技术研发合作方时，德国要如何适应这个新的合作格局。这个问题，远比一轮亚洲出访更难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