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象山——冬日的寒风掠过涂茨镇玉泉村的山岗，吹皱了乱棚山塘平静的水面。这座蓄水12万立方米、灌溉四村农田的山塘，曾是村民眼中的“救命塘”，如今却成了住持贺云海背负刑事罪名的“铁证”。

1974年出生的贺云海，是土生土长的象山人。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出家修行，成为象山玉泉讲寺的住持。二十多年来，他不建高墙、不争香火，只默默守护一方山水，助困济贫，修桥补路。2005年，一场台风摧毁了村里老旧的山塘，农田干裂、村民愁苦。眼看政府拨款无望，贺云海毅然代表玉泉讲寺出资赞助扩建山塘，并与村委会签订协议：山塘归村集体所有，上层水用于灌溉，底层一米水体供寺庙放生——这是善举，却被十年后的一纸判决，定性为“犯罪”。

2022年，贺云海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万元。二审虽撤销了另一项“挪用资金罪”的指控，却仍维持对其个人的有罪判决。2024年，浙江省高院驳回其申诉。如今，这位年过半百的住持，手捧厚厚一叠证据，向宁波市人民检察院递交抗诉申请，声音哽咽：“我不是为自己喊冤，我是为那座山塘、为那些信任我的村民、为一个‘善’字还能不能在人间立足，讨一个说法。”

善举变“罪证”？山塘本是村民的“命脉”

据象山县水利局、涂茨镇政府、玉泉村委会2017年联合出具的《情况说明》，乱棚山塘是经村“四套班子”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扩建的合法水利设施，所有权属玉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用途明确为农业灌溉。公告牌至今立于塘边，清晰标注其工程参数与管理单位。

“当年村里拿不出一分钱，是贺师父主动说：‘我来出钱，但山塘必须归村里。’”村民周世乐在公安笔录中回忆，“我们开会表决，全村人都同意。怎么现在反倒说他是‘非法占地’？”

更令人唏嘘的是，2018年，原象山县国土资源局曾就玉泉讲寺用地问题展开调查，但鉴于山塘的实际用途及三部门联合说明，最终未予行政处罚——这恰恰说明，行政主管部门早已认定该行为不违法。

证据“带病上岗”？关键测绘竟出自无资质公司

本案定罪的核心依据，是一份标注“违法占地10.58亩”的《涂茨镇玉泉禅寺违法用地范围示意图》。然而，出具该图的象山县土地勘测规划有限公司，直到2023年5月才取得乙级测绘资质——而测绘时间是2022年12月！这意味着，这份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图纸，出自一家“无证上岗”的公司。

更严重的是，图纸上无任何测绘人员签名，无资格证明，也无现场踏勘记录。国家《土地勘测定界规程》明文要求“实地调绘、现场勘界”，但本案测绘却像“闭门造车”，仅凭旧图拼凑数据。法律专家指出：如此证据，依法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此外，法院认定土地“严重毁坏”，却从未委托市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或专业机构进行耕地破坏鉴定——这直接违反国土部、最高检等三部门2008年联合规定。而事实上，涉案地块紧邻山塘，只需一台水泵即可灌溉，何来“无法耕种”？

程序之殇：不开庭、超审限、追诉已过期

更令人心寒的是程序正义的缺失。贺云海上诉时明确质疑事实与证据，按《刑事诉讼法》第234条，二审“应当开庭审理”。但宁波中院却以“非必须”为由书面审结，剥夺其当庭质证、辩论的权利。

案件2023年7月11日立案，11月16日才宣判，超期审理；且法院以“重大复杂”为由申请延长审限，可本案既非死刑案，也非集团犯罪，根本不符法定条件。

最根本的问题是：山塘扩建发生在2005年，而刑事追诉始于2022年。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最高刑五年，追诉时效仅十年。该罪属于“状态犯”——行为一旦完成即告终结，后续只是状态延续。十年早已过去，为何还要追究一位住持的刑事责任？

一座寺庙的登记时间，竟成“定罪钥匙”？

原审判决还认定玉泉讲寺“2006年才登记”，故不能构成单位犯罪。但贺云海出示了1998年象山县民宗局批准其为“佛教保留场所”的文件，以及2002年10月24日颁发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时任副局长亲手将证书交到他手中。

“我叫惟慈，也叫贺云海。从1998年起，我就在这座寺里修行、服务乡里。怎么到了法庭上，我的身份反而‘不存在’了？”他苦笑。

若寺庙确系2002年合法登记，则其具备刑法意义上的“单位”资格。即便行为有瑕疵，也应追究单位责任，而非让住持一人顶罪。

住持的最后心愿：不是自由，是清白

如今，贺云海已服完刑期，但“罪犯”的标签如影随形。他不敢穿僧袍出门，怕孩子指着他说“那个和尚是坏人”；信众减少，香火冷落，连放生池里的鱼都少了。

“我这一生，没贪过一分香火钱，没占过一寸不属于我的地。”他在抗诉书中写道，“我只希望，后人提起玉泉讲寺，记得它曾为村民修过一座塘，而不是它的住持被判了刑。”

法律不应惩罚善心，程序更不该碾碎清白。贺云海的抗诉，不仅关乎一人命运，更关乎一个朴素信念：在这个时代，做好事，是否还需要担惊受怕？

无数关注者正静静等待——等待司法给出一个答案：是让善意蒙尘，还是为良知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