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上小学后，打印机成了家里使用最频繁的‘教具’。” 中部某市家长李女士无奈地感慨道。国庆假期 8 天，她就累计打印了 60 多页作业，平均每晚需盯着班级群 2 - 3 次，时刻准备接收老师发送的作业文件，生怕错过任何一份作业。
据相关调研显示，如今超七成小学家长每周打印作业超 10 页，初中家长则更甚，每周打印量达 30 页以上。部分教师为了让学生及时完成练习，习惯将教辅书拍照分批次发送到家长群。这看似简单的操作，却给家长带来了诸多麻烦。家长们不仅需要反复排版打印这些零散的作业，而且单份作业成本较购买成册教辅高出 2 - 3 倍。有家长算了一笔账，一本原本十几元的教辅书，若按老师发送的照片一张张打印，打印完花费 30 元都不止，既费钱又费力。
更有甚者，为了应对老师可能深夜发题的情况，一些家长特意购置支持手机远程打印的设备。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及时打印的问题，但也无形中将家庭纳入 24 小时 “作业待命” 状态。家长们即使在外出工作、休闲时，也时刻担心班级群里的作业消息，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二）特殊场景放大矛盾，打印成 “旅途负担”对于带娃回老家探亲的张女士来说，打印作业成了一场 “噩梦”。为了避免往返县城 30 公里去打印孩子的作业，她不得不将打印机、电脑打包托运，结果行李箱超重近 10 公斤，不仅增加了出行成本，还让整个旅途变得十分狼狈。
在农村地区，打印难的问题更为突出。有村民反映，村内无打印店，孩子作业需步行 2 小时到镇里处理。遇上紧急作业时，甚至出现 “全家总动员开车打印” 的情况。这类案例凸显出打印需求与城乡公共服务配套的脱节，让原本轻松的假期和探亲之旅，变成了一场围绕打印作业的 “奔波之旅”，也让教育减负沦为 “家庭设备竞赛”。许多家长表示，为了孩子的作业，不得不购置打印机等设备，而这些设备在平时的使用频率并不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
二、乱象背后：政策执行与家校责任的双重错位
“一科一辅” 政策本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规范教辅资料的使用，确保教育的公平性。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部分地区却将其变成了一种僵化的 “机械配给” 制度。某初中数学教师无奈地表示：“我们学校规定，一个学期中途不能补订教辅资料，可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掌握程度都不一样，现有的教辅根本满足不了所有学生的需求。为了让学生能有针对性地练习，我只能把自己买的参考资料拍照，一张张拆分开来，通过微信发给家长打印 。” 据不完全统计，这位教师单学期累计发送的作业图片就超过了 500 张，平均每天至少要发 2 - 3 张。
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将教师自备教辅资料的数量纳入教学检查指标，要求教师只能使用教育部门统一配发的教辅，否则将面临考核扣分。这就导致教师们为了规避监管，不得不通过 “微信作业” 这种隐蔽的方式，为学生提供额外的学习资料。这种 “政策执行真空” 现象，使得原本应该由学校和教师承担的教学责任，部分转嫁给了家长，家长们成了政策落地过程中的 “缓冲带”，承受着额外的经济和精神压力。
（二）微信群成 “隐形黑板”，监管存在盲区在信息时代，班级微信群本应是家校沟通的便捷桥梁，但如今却成了 “微信作业” 的滋生地。由于班级群具有一定的私密性，教育部门虽然三令五申禁止用手机布置作业，但在实际督查过程中，很难介入这些封闭的群组进行监管。某教育局副局长在接受采访时坦言：“除非家长主动举报，否则我们很难掌握学校是否通过微信布置作业的真实情况。这就像一个黑匣子，我们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
而从教师的角度来看，也并非他们故意要给家长增加负担。一位地理老师表示：“有时候课堂上布置的作业，总有学生记不清楚或者忘记，为了确保每个学生都能按时完成作业，我不得不在班级群里再重复发送一遍。虽然我知道这样做会让家长增加打印的麻烦，但目前还没有找到更高效、更便捷的沟通方式 。” 这种监管与教师教学需求之间的矛盾，使得班级微信群逐渐异化为作业负担转嫁的通道，让家长们苦不堪言 。
三、社会应对：从商业嗅到社区温情的多元映射
在这场 “打印大战” 中，商业嗅觉敏锐的商家们迅速捕捉到了商机，一个围绕作业打印的 “周边生态” 悄然形成。小区门口的文具店老板王师傅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本的文具店主要销售各类文具用品，随着学生作业打印需求的不断增加，他果断添置了大型打印机和彩色打印机。如今，打印业务已经成为他店铺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单月营收增长了 30%。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王师傅还推出了 “作业打印包月套餐”，受到了家长们的广泛欢迎 。
不仅仅是线下的文具店，电商平台上的打印机销售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标注 “作业打印专用” 的打印机销量年增 50%，配套耗材套餐也成为了热销品。一些打印机厂商还针对家庭作业打印的需求，推出了具有远程打印、自动双面打印等功能的产品，进一步满足了家长们的需求。这种 “教育刚需” 驱动的商业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打印难的问题，但也侧面反映出学校服务的缺位。当家庭和市场被迫填补公共教育空白时，教育成本正以隐性方式向社会转嫁，这无疑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对教育公平性提出了挑战 。
（二）社区服务成 “缓冲带”，暴露公共服务缺口面对家长们的打印困境，一些社区和社会机构伸出了援手，成为了缓解打印压力的 “缓冲带”。南京某社区开设的免费打印点，每天都人来人往，日均处理作业打印 120 余份。工作人员通过观察发现，80% 以上的使用者都是学生家长。这些家长们在这里不仅解决了打印作业的难题，还感受到了社区的温暖和关怀 。
除了社区，一些社会机构也加入了服务的行列。链家门店等通过 “线上接单 + 线下配送” 的方式，为家长们提供打印服务。他们利用自身的门店网络和物流配送优势，将打印好的作业及时送到家长手中，大大缓解了家长们的燃眉之急。这些 “暖心补丁”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家长们的实际问题，但也折射出教育公共服务的短板。为何本应由学校统筹的作业发放，最终依赖社区公益和商业机构托底？当打印服务从 “教学辅助” 变为 “民生需求”，这不仅暴露出教育治理中细节设计的缺失，也反映出教育公共服务在资源配置、服务覆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
四、破局之路：厘清权责，让教育回归本位
面对 “微信作业” 带来的诸多问题，政策层面的优化迫在眉睫。山西阳泉在教辅目录管理方面的创新举措，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当地教育部门通过建立动态教辅目录管理机制，每学期末广泛征集教师的反馈意见，对现有教辅资料进行全面评估，淘汰了 30% 的低效题型，并新增了个性化练习册。这一举措不仅使打印需求大幅下降了 40%，还让教学资料更加贴合学生的实际需求 。
基于此，各地教育部门应积极探索建立 “基础教辅 + 弹性补充” 的科学供给机制。在严格执行 “一科一辅” 政策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不同学校、不同班级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差异，允许学校根据实际学情，申请少量的增补材料。这些增补材料可由校方统一印制发放，从源头上减少家庭端的打印压力。同时，为了规范电子作业的布置，还应明确作业布置的各项规范，例如设定 “电子作业最晚发送时间”，避免教师深夜发题，影响家长和学生的休息；制定 “彩色 / 特殊尺寸作业申请流程”，对于确有需要的特殊作业，需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确保此类作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让技术手段真正服务于教育教学，而非成为家长的负担 。
（二）学校担当：重建作业管理 “全链条”在解决 “微信作业” 问题的过程中，学校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深圳试点的 “校内集中打印” 模式，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该模式下，学校由备课组统一审核作业格式，优先选择 A4 黑白打印，既降低了打印成本，又提高了作业的规范性。同时，学校还规定每天 17:00 前完成作业分发，确保学生能够及时拿到作业，大大减少了家庭打印量，降幅达到 65% 。
为了更好地实现校内集中打印，学校需要进一步优化打印资源配置。一方面，设立教师专用文印室，并开放线上预约系统，让教师能够便捷地预约打印服务，避免因繁琐的 “签字审批” 流程，而被迫依赖家长打印。另一方面，学校应将提升校本作业设计能力作为重点工作。通过整合零散的 “拍照题”，将其整合成体系化的练习，不仅能够减轻家长的打印负担，还能提高作业的质量和针对性，让教育增效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建立在家长的打印机轰鸣之上 。
（三）家校协同：划定责任边界，回归教育本质家校协同是解决 “微信作业” 问题的关键环节。北京某小学推行的 “作业告知单” 制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该校每日作业通过纸质表单的形式，明确作业内容、页数以及打印要求，微信群仅作为提醒工具，避免了消息刷屏带来的困扰。这种 “线下为主、线上为辅” 的作业告知方式，既保障了学生自主记录作业的良好习惯，又让家长摆脱了 “盯群焦虑”，有效缓解了家校之间的矛盾 。
教育的核心在于 “家校共育”，而非 “家校共劳”。学校应承担起教学材料的统筹责任，确保作业的合理布置和规范发放。家长则应回归家庭教育的角色，关注孩子的学习过程和身心健康，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支持。只有当学校和家长明确各自的责任边界，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才能打破 “打印机绑架教育” 的怪圈，让教育回归本质，真正实现减负增效的目标 。
结语：别让 “打印作业” 成为家校关系的 “试金石”
从 “一学期一本教辅” 到 “一晚打印几十页”，变的是作业载体，不变的是教育责任的界定。当打印机成为家庭 “标配”，当商铺和社区忙着填补打印缺口，我们更应追问：减负政策如何穿透 “最后一公里”？教育治理怎样接住 “细节之痛”？唯有让学校回归教学主阵地，让政策回应真实需求，才能让 “打印作业” 不再是家长的必答题，而是教育改革成效的 “填空题”—— 这道题，需要社会各方用智慧与担当共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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