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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焦虑撕开中国社会深层真相:14亿人,为啥非要6亿中产才稳?

“中产”这个词,这几年越来越像一种情绪,而不只是一档收入。焦虑的根子在家底。

1998年城镇住房实物分配停止,房子从单位福利变成市场商品,一代人的财富从此和房价绑在一起。央行2019年对3万多户城镇家庭的调查显示,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59.1%。

资产上涨时,负债是助推器;资产不涨,负债就成了每月准点到来的账单。降息、降首付轮番上阵,不少家庭依旧多存少借。

一家一户算的是安全账,千家万户叠起来,需求就凉了。指望“老中产”独自扛起消费,不现实。增量在门槛下面。

按统计口径,三口之家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家庭有一亿四千万左右,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

2025年10月,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十多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将超过8亿;2026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摘要提出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6亿正好卡在半山腰。

它不是写死的指标,却是一道分水岭:跨过去,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超过四成,“橄榄型”结构才有了骨架。为什么偏要新人?

县城青年、新市民、刚工作的毕业生缺的东西多,多挣一块钱更可能花出去。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0.1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2%,主引擎要接着转,燃料得来自更大的人群。

政策也在向下伸手。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2025年中央财政育儿补贴补助资金总规模为903.58亿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范围、普惠式、直接性向群众发放的民生保障现金补贴。

暗处还有一条线:2025年我国消费税收入规模达到1.69万亿元,若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地方财力就和本地消费挂上钩,“招商”之外,“招人来花钱”也成了本事。到2026年11月,“十五五”开局之年接近尾声。

中产焦虑说到底是一次换挡:财富从靠房子转向靠工资,增长从靠投资转向靠消费。换挡有顿挫,方向没变。

先看一组最新数据,再回到一年多前那场夏季达沃斯的讨论。

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举行。

第十六届新领军者年会开幕全体会议传递出的信息是:中国正努力在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上发展成为超大型消费强国,并愿意竭尽全力帮助解决全球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年会期间,CGTN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制作了一场以“分析中国经济”为主题的会议,讨论中国为促进消费推出的政策如何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又将如何转化为实际行动和成果。

与会者分享了对中国经济潜力和消费现状的看法,话题涉及中国消费者的消费热情有多高、是什么阻碍了他们,以及什么因素可能对他们有帮助。

一位每天都在实地处理这些问题的与会者认为,此前几年,中国消费者的期望值有所降低,在“是否应该为未来消费”这个问题上信心有所减弱:是否需要存更多钱,又该如何考虑未来的投资。此前一年里,很多人都在讨论是否存在消费降级,这位与会者并不这么认为。

中国消费者非常精明,会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质量的产品。他们身处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有很多替代品,供应也在流动和变化,因此并没有牺牲质量,反而以相同甚至更低的价格享受到了更高的生活质量。

与其说是降低消费水平,不如说他们成了非常精明的消费者。公司之间的竞争同样激烈,大家都在追求物有所值,性价比高的细分市场一直在增长,这种增长非常鼓舞人心。

在他看来,中国消费者虽然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但正在改变,而且仍然非常坚韧。另一位与会者认为,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期,各种创新都有可能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增长;但对普通人来说,也面临现实的适应压力。

技术可能取得巨大进步,创造出许多有趣的新工作,甚至催生全新的产业,问题在于从哪里创造就业机会,以抵消衰落行业带来的影响。经济的这一部分充满活力,为未来创造了很多潜力,但人们生活在当下。

比如,如果人工智能能够帮助解决住房问题,那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住房问题对整个经济构成压力,抑制了消费。这位与会者认为,在宏观经济层面相对平静之际,不应只盯着外部挑战,而应开始思考更长远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需的措施。

一些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需要重新提上日程,消费者才可能更有信心,因为短暂的信心激增如果没有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难以持续。科技固然重要,但需要宏观经济来支撑。

还有与会者表示,人们可以谈论科技、人工智能等等,但除非成为消费大国,否则很难成为真正富裕的国家,韩国、日本已经实现了这种转变。在讨论消费之前,必须先讨论就业,讨论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的社会支出,以及人口结构变化。

过去的发展更侧重生产端,竞争也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这位与会者认为,如今问题已不仅仅关乎效率,关键在于和谐,要让其他国家也有机会参与到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中来,所以中国最好提高内需,以协调这种关系。

另一位与会者认为,这方面正在发生真正的转变,刺激政策正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如果地方政府的竞争标准能将消费作为衡量成功的指标之一,那就太好了。

中国正在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刺激措施需要产生持续的、内生的影响,成为一种驱动力。机会首先在于就业,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服务业,而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潜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必须为新一代创造机会,他们热爱消费、热爱休闲,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创造了许多新的、具有创新性的消费方式来发展地方经济,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挤在制造业工厂里。

此外,机会存在于二三线城市,大量人才回流当地,无论是高端制造业还是本地服务业,这种人才分布创造了本土化发展的势头。也有与会者指出,宏观经济政策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但在现阶段可以起到非常有效的润滑作用。

货币政策不会起到太大作用,因为面临的问题是信心:家庭消费表现相对较好,但势头并不持久;总体投资表现良好,但私人投资表现不佳。所以降低资金成本或增加流动性并不是解决办法。

财政政策则可以在弥合长期结构性问题与促进短期增长之间发挥作用,例如用资金加强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中央与省、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因为地方财政面临一定压力;考虑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

这些改革既有助于推动经济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也能促进短期增长,财政政策很可能成为连接短期和长期的桥梁。另有与会者表示,此前两年,中国决策者推出的一系列政策组合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但这些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从根本上增强经济活力,还有待观察。

中国经济拥有巨大的活力,如何从根本上提升信心,让人们对长期消费充满信心,是最大的挑战,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因此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出台宏观政策来支持消费。

好消息是,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这位与会者指出,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9.4%,确实偏低。

中国希望转型为强劲经济体和未来的高收入经济体,就必须提振国内消费。不过,中国物质消费占GDP的比重已达32.2%,并不低,符合国际标准。

考虑到中国人均GDP约13000美元,一个人的物质消费总是有限的,服务消费却几乎是无限的。如何通过改革开放服务业,让人们更多地消费服务,才是从需求侧刺激消费面临的真正挑战。

政府正在推进其中一些举措。社会支出方面,在养老金、医疗保健、医疗保险以及退休等方面提供更稳固的保障,让人们感到安全、放心消费。

就业和收入方面,确保个人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保持一致,而农村地区的收入增长超过了GDP增速。人们必须要有钱,所以创造就业是当务之急,让服务业创造就业、扩大就业市场是首要任务,特别是为即将毕业的1000多万大学生创造机会。

目前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中国居民在医疗保健、教育、娱乐和旅游方面的消费还不多,而中国人很重视教育,这些领域都具有巨大潜力,但需要把价格定好,建立完善的监管框架,营造良好的市场和商业环境,让私营企业和外国公司都能进入市场相互竞争。

一位出生在非洲、在摩洛哥长大的与会者认为,中国已经从工业领域的产能领导者,转型为产能、创新和数字化领域的领导者。下一步需要改善资产负债表、提升资本回报率,途径是优化产能结构,国内消费的韧性也会有所帮助。

这位与会者认同“和谐”的说法,认为这必须与其他地区协调进行,因为外部贸易壁垒可能增多。因此既需要国内韧性,也需要与全球南方国家建立良好、稳定的邻里关系。

非洲是最后一个新兴大陆,中国正在投资非洲,需要从头到尾正确地完成盈利价值链的转移。此外还有房地产问题,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就业挑战。

在工业领域,生产方式已截然不同,需要再教育、技能提升和技能再培训,这正是创造新工作岗位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