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日胜
站在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的大渡河畔，深秋的风裹着水汽扑在脸上，耳旁是浪涛拍击岸石的轰鸣，目之所及是三百米宽的河面翻涌着湍急的水浪，当地人称作“竹筒水”的漩涡一个接一个在水面旋开，深黑色的水涡像一只只沉默的眼，望得见90多年前那个薄雾笼罩的清晨，望得见十七个背着大刀、挂着手榴弹的年轻身影，跳上那艘窄小的木船，把生死掷在浪涛里，把一个民族的希望，划向被敌人火力死死封锁的对岸。
一、绝境里的呐喊：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1935年5月的大渡河，是横在红军面前的一道生死关。此时的中y红军刚刚渡过金沙江，一路辗转作战兵力已不足三万，后面是老蒋调集的数十万追兵步步紧逼，前面是天险大渡河横亘，对岸川军早已修筑好碉堡工事，轻重机枪架在岸头，连河面上的风都裹着硝烟的味道。老蒋站在作战地图前狂妄放言，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七十二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就是率部在此地强渡失败，全军覆没，大渡河成了他的埋骨地，如今蒋介石要让这条河，再次吞掉这支衣衫褴褛的革命队伍。所有人都清楚，渡河是唯一的生路，而第一批坐第一船渡河的突击队员，几乎是把半条命交到了浪涛和子弹里。当营部在队伍前号召报名突击队时，没有一个人往后退，反而队伍往前涌了一层又一层：“我去！我会水！”“我是党员我先上！”二连的小通信员陈万清才十几岁，因为第一次选拔没被选上，站在队伍旁边急得直掉眼泪，他拽着营长的袖子不肯撒手，说自己从小在河边长大，水性好，就算掉河里也能游到对岸，他不怕死，就怕错过给队伍开路的机会。最后营部特意新增了第十七个突击队员的名额，这份别人眼里“九死一生”的危险，成了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哭着求来的“荣誉”。后来肖华将军在回忆里说，他当时站在岸边问“谁愿意坐第一船去”，湍急的浪涛声都盖不住战士们争先恐后的回答，那些喊着“我愿意”的声音，不是一时的热血上头，是这群把“救国救民”刻进骨血的共产党人，在绝境里做出的最本能的选择：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我们总说长征是信仰的远征，这份信仰从来不是写在文件里的口号，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是明知道前面是枪林弹雨、是急流漩涡，还是要哭着抢着站到队伍最前面的决绝，是把自己的命铺成路，让身后的战友、让身后的四万万同胞，能踩着这条路走到太平日子里去的坚定。
二、浪尖上的冲锋：天险也得给活人让路
1935年5月25日早上七点，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正式打响。十七勇士背上大刀、端着冲锋枪、腰里挂满手榴弹，分成两批登上了当时安顺场仅有的一艘木船。船刚离岸不到十米，对岸敌人的子弹就像雨点一样扫了过来，“哒哒哒”的枪响压过了浪涛声，船板上瞬间嵌满了弹孔，有战士中弹倒在船上，鲜血顺着船缝滴进河水里，瞬间就被浪涛卷得无影无踪。浪涛把不足十米长的木船打得像一片飘在风里的落叶，炮弹不断落在船的周围，炸起数米高的水柱，把船抛起来又摔下去，掌舵的船工胳膊中了弹，船瞬间失了控，顺着浪涛就往下游的礁石撞过去，礁石后面就是当地人谈之色变的“吃人竹筒水”，一旦船被卷进去，船上的人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就在船快要撞上礁石的瞬间，几个战士猛地扑到船舷边，有的用竹篙死命抵住礁石，有的直接伸手按住冰冷的岩石，用整个身体的重量去别住船身，船底擦着礁石划过去，发出刺耳的声响，船帮被蹭掉了一大块木头。当时在岸边帮助红军的老船工帅仕高见船失了控，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直接跳进冰冷的河水里，冒着头顶乱飞的子弹游到船边，用后背硬生生把船顶离了礁石的方向。船上的战士们一边对着岸头的敌人开火，一边合力划桨、撑篙，愣是在礁石和漩涡的缝隙里，硬生生闯出了一条路。后来我总忍不住想，那艘晃晃悠悠的小木船里装的是什么？是十七条不怕死的性命，是整个红军队伍的出路，是四万万中国人逃离战乱、安享太平的希望。所以子弹打不穿他们的意志，浪涛冲不垮他们的决心，就连被当地人视作鬼门关的“竹筒水”，也只能乖乖给他们让路。当第一批九名勇士冲上对岸的滩头，和敌人展开白刃战，大刀砍在石头上迸出火星；当第二批八名战士顺利登岸，把红旗插在了对岸的阵地上；当渡口的控制权彻底落到红军手里，这条曾经困死过石达开的天险，终究成了红军长征史上又一座永不褪色的丰碑。这从来不是一场孤军奋战的突围。红军是为了老百姓的活路闯天险，老百姓就敢拿自己的命给红军铺路：帅仕高和其他70多名船工轮流撑船，没日没夜帮红军渡河，有的船工被子弹打中掉进河里，剩下的人咬着牙接着划；安顺场的老百姓把家里的门板、木材都抱出来，帮红军搭桥、修船，听说红军缺少粮食，把家里留的种子粮都拿了出来。这份军民同心的力量，比任何武器都强大，比任何天险都坚固，所谓“得道多助”，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三、沉默的功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最动人的故事，从来都不在胜利的高光里，而在高光过后漫长的沉默里。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大部分都在后来的长征路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除了连长熊尚林等少数几人，大多数人的最终踪迹都鲜为人知，甚至很多人连完整的名字都没留在史料里。但那些幸存下来的勇士，也从来没有把这份功绩当成自己的“功劳簿”，反而把这段经历藏了一辈子。十七勇士里年纪最小的陈万清，后来在石门坎战斗中身负重伤，留在当地老乡家养伤。那时候国民党下了命令，谁敢收留红军就要抄家灭门，可全村一千多百姓守着这个秘密，哪怕被敌人搜村、拷打，没有一个人把陈万清交出去。养好伤的陈万清没有选择继续追赶队伍，他改名叫陈银章，留在了收留他的龙家，当了一辈子普普通通的农民，每天下地干活、攒工分，和村里其他农民没有任何区别，直到晚年才在一次红色史料普查中吐露了自己的身份，别人说他是英雄，他却反复念叨：“我没有走完长征，问心有愧，做的贡献都不够，有那么多战友都牺牲在路上了，我算什么英雄。”另一位勇士丁振愈，15岁参加红军，南征北战半辈子，从普通战士一路做到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伤疤，可他从来没向子女提过自己是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直到他去世后，子女整理他的遗物，才在他的回忆录和履历里看到零星的记载，而史料里记载的十七勇士名单里的“丁流民”，就是他的乳名——客家地区的长辈为了祈愿孩子好养活，总会给孩子取个“贱名”，他当年参加红军时报了乳名，就这么在史料里留了近百年。丁家兄妹花了几十年时间寻访，加上赣州军地专项行动的查证，翻遍了丁氏族谱、走访了几十位村中老人，又拿着丁振愈的老照片和埃德加·斯诺当年拍的十七勇士合影反复比对，才终于在2024年确认，照片里右起第一个年轻的战士，就是丁振愈。丁振愈的儿子丁跃西站在大渡河畔的勇士雕像前，摸着石碑上“丁流民”三个字掉眼泪：“父亲总说自己只是幸存者，所有的功劳都是牺牲的战友的，他是替战友们在看这太平盛世。”这份“不敢居功”的谦卑，恰恰是那个年代的革命者最动人的注脚。他们拼着命闯天险，从来不是为了日后能被刻在纪念碑上，不是为了让后人歌颂自己，只是想“出力救国”，想让自己拼过命的土地上，后来的人能不用躲子弹、不用逃战乱，能安安稳稳吃上一口热饭，能踏踏实实过日子。他们立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却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他们本该被所有人记住名字，却把自己的功绩压在箱底藏了一辈子。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比任何军功章都更有重量，比任何轰轰烈烈的事迹都更能诠释“英雄”二字的真正含义。
四、永远的铭记：打捞名字，就是打捞民族的根脉
郁达夫曾经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些年，我们花了太多力气，在历史的褶皱里打捞那些被掩埋的名字：各地的烈士寻亲小分队走遍大江南北，靠着残缺的史料、模糊的地名，把一个个散落在战场上的烈士英灵送回故乡；赣州军地耗时数年查证，终于把“丁流民”这个乳名，还原成了有血有肉、有家有根的丁振愈；各地的红色纪念馆里，工作人员一遍遍核对史料，把越来越多无名烈士的名字，补进了英烈名录里。有人问，这么大费周章去找一个几十年前的名字，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我们找的从来不是史书里一个冰冷的注释，不是纪念碑上多刻的一个符号，我们是在打捞我们民族的精神根脉。每一个被掩埋的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都是一个为了我们今天的太平日子拼过命的英雄：他们也有父母家人，也有想要过的好日子，可他们选择了把自己的命铺成路，让我们能踩着这条路走到今天。我们要让英雄知道，他们的付出没有被忘记，他们拿命换回来的盛世，真的来了；我们要让后代知道，我们脚下的每一步坦途，都曾有人用血肉之躯为我们蹚过天险，我们今天的安稳日子，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当年埃德加·斯诺把十七勇士的故事写进《西行漫记》，全世界都看到了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里，藏着怎样钢铁般的信仰；今天我们把十七个名字一字一句念出来，不是为了炫耀一场胜利，是为了永远记住：从来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替我们挡住了炮火和风浪。
五、新时代的征程：我们也有自己的“大渡河”要闯
90多年过去，大渡河上早就架起了一座又一座宽阔的大桥，湍急的浪涛还在翻涌，可再也不用有人冒着枪林弹雨划着木船闯险滩。岸边的安顺场早就变成了热闹的小镇，公路上的货车拉着农产品往来穿梭，村里的小学里书声琅琅，孩子们背着书包跑过桥头，不用再担心子弹从耳边飞过，不用再害怕浪涛卷走生的希望——这就是当年十七勇士拼了命想要的未来。但我们这代人，其实也有自己的“大渡河”要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我们同样要面对无数的“天险”和“险滩”：攻克“卡脖子”技术难关的路上，西方的技术封锁就像对岸敌人的火力网，我们需要敢站第一批的“突击队员”，敢啃最硬的骨头，敢闯没人走过的路；推进乡村振兴的战场上，那些偏远山区的发展难题，就像大渡河里的“竹筒水”漩涡，我们需要敢沉下去的“铺路石”，扎进大山里，带着乡亲们蹚出致富的路；面对突发的灾难、民生的痛点，我们同样需要十七勇士那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敢站出来，敢冲在前。你看，抗疫一线喊着“我是党员我先上”的医护人员，脸上被口罩勒出深深的印子，连续几十个小时不合眼也不肯下火线；森林火灾现场逆着人流冲锋的消防员，把生的机会留给群众，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扎根大山十几年的驻村干部，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乡村，看着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比自己过好日子还开心；实验室里的科研工作者，为了攻克芯片、航天、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难题，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哪怕失败几百次也不肯放弃——他们身上，都有当年十七勇士的影子。那份“我先上”的担当，那份“功成不必在我”的谦卑，从来都没有过时，早就刻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骨血里。
大渡河的浪还在日夜拍着河岸，当年的木船早就没了踪影，但十七个勇士的名字，早就刻进了河岸边的岩石里，刻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对英雄最好的铭记，从来不是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而是把他们没走完的路，走得更稳、更远，把他们想要的未来，活成我们正在过的每一天。我们接过长征的接力棒，就该像当年的十七勇士那样，永远抢着站到队伍的最前面，永远敢做第一个闯险滩的人，把我们这代人的名字，也刻进民族复兴的丰碑里。毕竟，只要敢闯，从来就没有跨不过的天险；只要敢拼，就没有到不了的彼岸。大渡河的浪涛会记得，历史会记得，那些为了民族前途、为了人民幸福拼过命的人，永远不会被忘记。
（作者曾任原65集团军红一师政治部副主任、207师炮兵团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