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回到故事的起点。
19 世纪 40 年代,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清帝国的大门已被英国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1841 年 1 月 26 日,英军在香港岛登陆,宣告正式占领这座当时几乎无人问津的小岛。
一年多后,1842 年 8 月 29 日,《南京条约》签订,香港岛被正式割让给英国。
“1860 年《北京条约》”后,九龙半岛南端也纳入英国版图。
1898 年,英国再租借新界 99 年,香港岛、九龙、新界三部分合为一体,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香港”由此定型。

但必须指出的是:香港在最初,并不被英国看好。
1844 年,也就是占领香港仅两年后,就有殖民地官员向伦敦建议——干脆放弃这个岛算了。原因很现实:
人烟稀少、疾病横行、土地贫瘠,看不到任何成为城市的可能。
谁能想到,这个一度被嫌弃的“荒岛”,会在一个多世纪后,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真正改变香港命运的,是英国人做出的一个关键决定:
把香港确立为“自由港”。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几乎所有商品可以自由进出,不设关税壁垒。在 19 世纪的全球贸易体系中,这是一项极为激进、也极为罕见的制度安排。
必须客观承认,英国的殖民统治,为香港带来了几个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
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自由贸易与低税率对私有财产和契约的保护这些条件,构成了香港最早的国际竞争力。
正是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香港迅速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欧洲的资本、航运网络和冒险精神,加上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这座荒岛开始焕发生机。

19 世纪中叶,香港的金融体系开始成型。
1860 年代中期,英国渣打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为贸易活动提供基础金融支持。
而真正的里程碑,是1864 年汇丰银行成立,并于 1865 年 3 月 3 日正式开业。
汇丰的意义远不止一家商业银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事实上承担了殖民地“中央银行”的角色:
发行港币稳定金融秩序支撑贸易结算一座城市的金融体系,如果没有稳定的信用中枢,是不可能走向繁荣的。汇丰银行,正是香港金融业的“定海神针”。

制度不是抽象概念,它需要具体的人去推动。
首任港督亨利·璞鼎查,确立自由港地位二战后,港督 杨慕琦提出设立市议会的改革构想,虽未完全落地,但释放出回应民意的信号而真正把香港带入现代社会的,是 港督麦理浩爵士1971—1982 年,麦理浩推动了一系列深远改革:
十年建屋计划:数百万居民告别棚屋九年免费教育:极大提升社会流动性公共医疗体系:奠定现代城市基础1974 年成立廉政公署(ICAC),铁腕反腐必须说一句重话:
一个贪腐横行的社会,不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廉政公署的建立,极大提升了政府公信力和营商环境,这是香港后来能被全球资本信任的关键。

制度是框架,但人,才是经济的发动机。
1945 年,战后的香港人口只有 50–60 万。
但 1949 年后,一场改变香港命运的大逃港开始了。
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与精英,为了躲避政治清洗和经济崩溃,冒险涌入香港。
仅 1949 年一年,就有约 77.6 万人进入香港。
到 1950 年代中期,人口激增至220 万。
这些人带来了什么?
资本技术商业网络勤奋与冒险精神后来支撑香港经济的许多家族和产业,正是在这一时期扎根。

1950 年韩战爆发,联合国对中国大陆实施禁运。
转口贸易,一度是香港的生命线。
结果?
1952 年,香港贸易总额骤降三分之一。
很多人以为香港完了,但现实恰恰相反。
既然不能转口,那就自己生产。
香港被迫转型,却意外开启了工业黄金时代。
纺织、成衣、玩具、钟表、电子产品……
“香港制造”迅速风靡欧美。
到 1970 年前后:
玩具出口世界第一钟表、成衣名列前茅GDP 十年翻四倍
从荒岛到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用了 100 多年。
它不是靠口号成功的,而是三股力量的交汇:
英国制度中国移民冷战格局历史从不保证奇迹重来。
理解香港的来路,或许比争论它的去向,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