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识宇

说起抗日战争，人们往往都会率先想起血战台儿庄、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的波澜壮阔。

但是，若提起新四军，大家只知道这是我党领导的第二大武装，却很少能在脑海中浮现他们的抗战事迹。

但是，数据不会说谎，据人民网党史频道《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权威报道：新四军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共对日伪军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人，俘日伪军12.42万余人，另有5.4万余日伪军投诚、反正。新四军自身伤亡8万余人，其中团职以上烈士350人。

那么，拥有如何辉煌战果的新四军在为何在历史中却显得异常沉默呢？

一、国民党战时的新闻封锁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对跟我党相关的新闻管制是非常严格的。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下达密令，明确要求八路军及新四军的战报必须交由蒋介石审阅同意后才能发布，各报不得擅自刊发。

根据重庆市档案馆藏的《战时新闻检查局工作月报》显示，仅1939年7月至1941年1月，被扣留或删改的我党武装战报稿件就达470余件。

即便是在繁昌保卫战最激烈的阶段，国民党的报纸也仅发布了寥寥数语，且笼统地表述为“江南某地有零星战斗”，新四军的番号被刻意隐去。

二、游击战特性与技术条件的双重限制

关于新四军的沉默，自然其中也有客观原因的限制。

在华中河网密布的地带，新四军天然无法展开大规模战役，其战斗多为连排级的伏击、突袭、破袭，单场战斗的歼敌从数人到数百人不等。

这样的歼敌数自然无法造成轰动性的新闻效果，但是正是这种碎片化的胜利，才能积小胜为大胜，最终令日寇在华中地区寸步难行。

同时，由于技术条件的落后，新四军无法第一时间将战绩发布出去。

据《新四军军部档案》记载，1940年新四军全军仅有5部电台，功率最大的仅50瓦，覆盖范围不足100公里。

军部机关报《抗敌报》长期为油印，每期印量不足200份，因纸张稀缺，有时不得不使用当地土纸，字迹模糊难以辨认。

新四军的战绩，大多数时候都依靠当地老乡们的口口相传，传播范围有限，基本上传不出县级单位。

三、真实的新四军抗战

1. 繁昌保卫战：沉默的200次战斗

1939年11月至1940年1月的繁昌保卫战，是新四军第3支队在谭震林指挥下进行的阵地防御与游击袭扰相结合的经典战例。

在四个月时间里，新四军与日军第15师团、第116师团及伪军一部，展开大小战斗200余次，歼敌1200余人、成功粉碎日伪“冬季扫荡”的图谋。

日本方面的档案也提供了交叉验证，据日军第15师团在《昭和14年冬季扫荡作战总结》中记载：“繁昌地区新四军抵抗力之强，出乎意料。我军虽一度占领县城，但未能确保，反遭连续夜袭，伤亡甚重。”然而，这一辉煌的胜利，长期处于无报道、无宣传的状态，直到2019年《新四军文献》第9辑出版，才令这场战役进入公众的视野。

2. 大胡庄战斗：82位无名烈士

1941年4月，新四军某连83名指战员，在江苏淮安大胡庄遭遇日军第35师团一部及伪军800余人偷袭。

双方激战7小时，全连除指导员刘本诚因被压在尸堆下而幸存外，其余82指战员均壮烈牺牲，日伪军则被击毙一百余人。

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堪比狼牙山五壮士，但因未大规模宣传，长期未被外界所知。

战后，当地百姓收殓烈士遗体，但无人知晓他们属于哪支部队。

直到1980年代，通过走访幸存老兵和查阅档案资料，才确认该部为新四军第3师第8旅第24团第1营第2连，牺牲烈士中有连长晋志云‌、副连长巩殿坤等。

2024年4月，淮安市首次出版《大胡庄战斗八十二烈士研究文集》，收录了战斗详报、幸存者回忆、日方档案及地方志材料，这场战斗才被正式列入抗战纪念名录。

3. 车桥战役：被误读的大捷

1944年3月，新四军第1师师长粟裕指挥发起车桥战役。

此役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攻克日伪军重要据点车桥镇，歼灭日军465人（内俘24人）、伪军483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延安《解放日报》在4月10日头版刊发社论，称此役为“华中最大捷”，赞扬“新四军已具备野战攻坚能力”。

然而，国统区的报道却刻意扭曲事实。重庆《中央日报》在4月15日刊载简短消息，标题为“苏北发生不明武装冲突”。

这种刻意模糊的表述，使读者极易误解为“国共摩擦”。事实上，车桥战役是新四军首次运用大兵团协同作战、攻坚与打援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其战术水平与战果均属华中战场之最。但由于信息来源被控制，这场大捷的传播效果几乎为零。

四、“被遗忘”的后果

1950至1980年代，新中国出版的抗战通史类著作，新四军部分平均仅占篇幅的5%-8%。

以1979年版《中国抗日战争史》为例，全书52万字，新四军内容约3.2万字，且多为概括性叙述，缺乏具体战役分析。

为何会造成这种局面？

部分原因是源于史料匮乏，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事变中损失惨重，大量档案散佚；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研究范式的局限，彼时长期以“敌后战场”笼统概括八路军、新四军，未能细化华北与华中战场的差异。

1985年至2015年的30年间，我国拍摄的抗战题材电视剧约130部，但其中明确以新四军抗战为本体叙事的仅有4部，仅占总数的3%。

同期，电影领域出产抗战电影40多部，新四军题材电影仅7部，且多为早期黑白影片。

这种传播的严重失衡，直接导致了社会记忆的缺失。

2015年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能说出新四军抗日战役名称的不到受访者的5%，且绝大多数将车桥战役误以为是“国共摩擦”！

2020年，某门户网站开展“说出三场抗日战役”的民意调查，在10万份有效回答中，新四军相关战役的入选率合计仅1.7%。

作为对比，平型关战役入选率78%，台儿庄战役入选率85%。

这种悬殊的对比，不得不令人笔者警醒，新四军烈士们的巨大牺牲已被淡忘，增加传播力度势在必行！

五、新四军不该被沉默！

如今，中央档案馆与各地档案馆联合推出的《新四军文献》丛书，已出版12辑，收录战报、电报、会议记录达2.1万篇。

2018年出版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汇编》，影印复原了《抗敌报》《江淮日报》《战士报》等油印报刊共340期，为笔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省已建成新四军抗战专题纪念馆17家。

盐城市新四军纪念馆收藏文物1.8万件，其中一级文物93件，通过场景复原展示了100余次战斗过程。

安徽省在繁昌、泾县、无为等地建立战斗遗址碑刻群，将新四军作战的时间、地点、部队番号、歼敌数字逐一镌刻。

2021年，《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开设“华中游击战场”专栏，多年来发表专题论文42篇，占期刊发文总量的30%。研究焦点从“敌后战场整体论”转向“区域战场的特殊性”，关注水网地形、经济资源、社会结构对新四军作战方式的影响。

2023年出版的《新四军与华中抗战》一书，首次系统论证了新四军在战略相持阶段对武汉、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战略牵制作用，认为其“减轻了正面战场30%的压力”。

这种学术重估，为重新定位新四军抗战贡献提供了学理支撑。

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新四军8万烈士的忠魂不该被遗忘！

笔者愿意为宣传新四军的抗日事迹出一份绵薄之力，当我们说起新四军时，至少应该脱口而出繁昌、车桥、大胡庄等战役或战斗，这是对烈士最好的铭记与纪念！

参考资料：《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新四军军部档案》《大胡庄战斗八十二烈士研究文集》《新四军文献》《新四军与华中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