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伦敦，阴雨连绵。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一位中国留学生正对着面前的英文原稿发愁。他叫刘半农，当时正如饥似渴地翻译着西方现代文学。
让他停笔的不是生僻的词汇，而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代词——“she”。
（刘半农）
在英语中，“he”指代男性，“she”指代女性，界限分明。然而在汉语里，无论男女，第三人称统统是“他”。刘半农试图用古文中的“伊”来替代，但他发现，这个字在白话文运动中显得过于文绉绉，且带有浓厚的旧式文人习气。“必须造一个字。”刘半农在日记中写道，“不仅为了翻译的精准，更为了在这个文字里，给女性一个独立的位置。”
于是，他从故纸堆里翻出了一个生僻字——“她”。这个字在《玉篇》中读作“jiě”，意同“姐”。刘半农大笔一挥，赋予了它全新的读音和使命：ta，专门指代女性第三人称。
他或许未曾料到，这个看似简单的改动，竟在中国文坛引爆了一颗深水炸弹，甚至让他背了数年的骂名，连家门都不敢出。
一、 翻译桌上的灵感与“他女”的妥协刘半农并非一时兴起。作为《新青年》的核心编辑之一，他深知白话文运动不仅仅是口语的推广，更是思维方式的革命。
（《新青年》编辑们，左一：刘半农）
早在1917年翻译英国戏剧《琴魂》时，这种性别指代的混乱就让他抓狂。当剧中男女角色同时出现时，满篇的“他”让读者如坠雾里。刘半农的想法得到了挚友周作人的支持。1919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译文时，尝试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用“他女”二字合成一个词来指代女性。这其实是借鉴了日语“彼女”的构词法。
然而，这一方案立刻遭到了钱玄同的猛烈抨击。作为文字改革的激进派，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自然对造新字极为反感。他致信周作人，列出三大罪状：发音拗口、印刷麻烦、多此一举（不如直接用英文she）。
（《改革》的部分摘选）
在钱玄同的影响下，周作人退缩了，转而支持继续使用“伊”字——这也是鲁迅当时的选择。但刘半农是个“倔脾气”。他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他认为“伊”字太过陈旧，且在口语中早已消亡。既然古文中“她”字本就存在，只是被废弃，那么“旧瓶装新酒”又有何不可？
为了推广这个字，他决定不再进行枯燥的学术辩论，而是要用文学作品来说话。
二、 一首诗引发的“血案”1920年，刘半农在伦敦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这首诗后来被赵元任谱曲，传唱大江南北。但在当时，它的出现却像是一种挑衅。诗中的“她”，既可以指恋人，也可以指祖国，更可以指代刘半农心中那个抽象的、需要被尊重的女性形象。
（钱玄同）
然而，保守势力闻风而动。一位笔名为“寒冰”的作家在《新人》杂志上发表了《这是刘半农的错》，言辞激烈地指责刘半农“多此一举”、“歧视女性”（认为专门造字是将女性异类化）、“破坏汉字纯洁性”。寒冰甚至断言，这个字在口语中根本无法区分读音（当时“她”有读jiě、yī、yà等多种音），毫无存在价值。
远在伦敦的刘半农看到这些谩骂时，哭笑不得。他原本只是想解决一个翻译技术问题，却被上升到了“辱女”和“卖国”的高度。
（《教我如何不想她》全文）
但他没有退缩。1920年8月，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她”字问题》，正面硬刚寒冰。他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灵魂三问”：“古代没有的字我们后人能不能造？”“古代有的字我们能不能改古义？”“古代有的字不是这个发音，我们能不能改？”这场论战持续了数年。刘半农不仅在理论上据理力争，更身体力行——他不仅在诗歌里用，在学术论文里用，甚至在给朋友写信时也坚持用“她”。
三、 鲁迅的态度与守旧派的围攻这场战争中，最微妙的角色是鲁迅。
起初，鲁迅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他习惯用“伊”字，觉得“她”字太过生硬。1922年他在《呐喊·自序》中依然使用“伊”。他甚至在文章中调侃过刘半农的“造字运动”。
但随着时间推移，文学界的风向变了。康白情在《社会》中用“她”塑造了受压迫的妇女形象；王统照在《她为什么死？》中用“她”作为标题控诉吃人的礼教；俞平伯在《别她》中用“她”指代祖国。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24年。随着茅盾、冰心等大家的转向，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语普通词典》正式收录“她”字并解释为“女性第三人称”，“她”字终于在法理上站稳了脚跟。
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鲁迅的“投降”。1924年，鲁迅在《祝福》中写下了那句经典的话：“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
当鲁迅都开始用“她”时，守旧派的防线彻底崩塌。
然而，即便如此，刘半农的日子并没有立刻好过起来。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也加入了骂战，她们认为“她”字去掉了“人”字旁，暗示女性不是完整的“人”，这是对女性的侮辱。
刘半农百口莫辩，只能在家里长叹：“我本想为女性争地位，结果反被骂作歧视女性，这找谁说理去？”
四、 穿越百年的平权宣言事实上，刘半农不仅不歧视女性，反而是女性解放的坚定践行者。
他的妻子朱慧，是典型的旧式包办婚姻受害者。结婚时，朱慧只有12岁，且裹着小脚。刘半农在婚前偷偷去看未婚妻，见到那双被摧残的脚，心疼不已。婚后，他力排众议，坚决要求妻子放脚，并送她去读书。
他创造“她”字，初衷正是为了在语言层面确立女性的独立人格。在男尊女卑的几千年里，女性在语言中是失语的，她们依附于男性，没有独立的指代。“她”字的出现，让女性在文字中第一次拥有了与男性平起平坐的“户籍”。
关于读音的争议，也在30年代中后期逐渐统一为“tā”。至此，“他”、“她”、“牠”（后改为“它”）三分天下的现代汉语代词体系正式确立。
五、 结语：一个字的重量1934年，刘半农去世。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深情写道：“他活泼、勇敢，打了几个大仗。譬如吧，‘她’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
鲁迅将造字称为“打仗”，一点也不夸张。
如果没有刘半农的“倔强”，也许我们今天还在用含混的“他”来指代一切，或者还在用古奥的“伊”来装腔作势。
（《觉醒年代》刘半农剧照）
当我们今天自然地说出“她”时，其实是在向一百年前那位在伦敦阴雨中拍案而起的学者致敬。他用一个字，为半个中国人争取了在语言中的“姓名”。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它不仅记录历史，它本身就是历史。它能杀人于无形，也能救人于水火。而刘半农，用一个“她”字，在那个晦暗的时代，点亮了一盏名为“平等”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