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二日，北京颐和园仪鸾殿内，烛火摇曳，寒意逼人。统治晚清长达四十七年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在耗尽了清王朝最后的生机后，溘然长逝，享年七十四岁。这位出身叶赫那拉氏普通官僚家庭的女子，凭借着自己的野心、谋略与狠辣，从咸丰帝的兰贵人，一步步攀升至圣母皇太后，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垂帘听政四十余载，成为晚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她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女性人物，没有之一——她精明强干、手腕狠辣，在权力的漩涡中纵横捭阖，粉碎顾命八大臣、制衡宗室权臣、掌控朝政大权，维系着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统治；她又腐朽保守、贪图享乐、目光短浅，镇压维新变法、挪用海军经费、妥协于西方列强，签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加速了清王朝的沉沦与覆灭。从深宫贵人到帝国掌权者，从权术高手到历史罪人，慈禧太后用七十四载岁月，书写了一段交织着权力与欲望、荣耀与屈辱、坚守与腐朽的复杂历史篇章。解读慈禧太后，便是解读晚清四十余年的兴衰沉浮，解读一位女性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王朝中，如何凭借一己之力执掌大权，解读清王朝在沉沦路上的挣扎与绝望——她没有曾国藩的实干、左宗棠的刚正、李鸿章的无奈、张之洞的笃行、奕訢的革新，却以女性之身，在男权政坛上独掌大权四十余载，其功过是非，交织着个人野心与时代困境，至今仍被后世反复评说，争议不休。

《清史稿·后妃传》评价其：“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徵女。咸丰元年，被选入宫，号兰贵人。四年，封懿嫔。六年，生皇子载淳，晋懿妃。七年，晋懿贵妃。十年，从幸热河。十一年，文宗崩，穆宗即位，与孝贞显皇后并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慈禧皇太后。同治元年，垂帘听政。光绪帝立，复垂帘听政。甲午之战后，洋务破产，维新兴起，后发动政变，幽禁帝，镇压维新派。晚年推行新政，然积重难返，终未能挽救清室之亡。论者谓其有政治之才，无治国之略；有掌权之术，无救亡之志，一生汲汲于权力，最终沦为晚清沉沦之罪魁祸首。”这段记载，精准勾勒出慈禧太后一生的核心轨迹与历史定位——她有超凡的政治手腕与权力谋略，能在男权林立的封建政坛上独掌大权；却缺乏治国安邦的远见与胸怀，贪图享乐、保守腐朽，将个人权力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最终导致清王朝走向覆灭。慈禧太后的一生，是晚清王朝沉沦的缩影，是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见证者与推动者，她的功过是非，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深深烙印着时代的困境与个人的野心，值得后世细细剖析与反思。

一、深宫崛起：兰贵人到懿贵妃的逆袭之路

道光十五年（1835年），叶赫那拉氏·杏贞（慈禧太后本名）出生于北京西四劈柴胡同，父亲惠徵，时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是一位不起眼的中层官僚。叶赫那拉氏家族，虽为满洲镶蓝旗，属于“上三旗”之外的“下五旗”，但家世并不显赫，惠徵为官清廉，家境普通，因此，慈禧太后的童年与少年时期，并没有享受过太多的荣华富贵，反而跟随父亲辗转各地为官，见识了民间的疾苦与官场的冷暖。

慈禧太后自幼聪慧过人，天赋异禀，且十分好学，不仅精通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还擅长书法、绘画，且口齿伶俐、思维敏捷，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人心。与当时的满洲贵族女子不同，慈禧太后并不满足于深闺之中的安逸生活，她有着强烈的野心与抱负，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摆脱平凡的出身，登上权力的顶峰。她深知，对于满洲贵族女子而言，入宫选秀，成为皇帝的妃嫔，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因此，她从小便刻苦学习，提升自己的学识与素养，为日后入宫选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奕詝即位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秀，充实后宫。十七岁的慈禧太后，凭借着出众的容貌、过人的学识与优雅的气质，成功通过选秀，被选入宫中，封为兰贵人，赐居储秀宫。此时的咸丰帝，刚刚即位，年轻气盛，沉迷于女色，后宫妃嫔众多，慈禧太后入宫之初，并没有得到咸丰帝的太多宠爱，地位也十分低微。但慈禧太后并没有气馁，她深知，在深宫中，没有宠爱，便没有地位，因此，她凭借着自己的聪慧与谋略，一步步赢得咸丰帝的关注与宠爱。

慈禧太后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咸丰帝的心思，总能在合适的时机，展现自己的才华与温柔，迎合咸丰帝的喜好。她不仅精通诗词歌赋，还善于书法绘画，常常陪咸丰帝读书、练字、作诗，为咸丰帝排解政务的烦恼；她还十分善于处理后宫人际关系，既能讨好咸丰帝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此时已去世，追封），又能与后宫其他妃嫔和睦相处，避免树敌过多；同时，她还十分关心咸丰帝的身体，无微不至地照顾咸丰帝的饮食起居，赢得了咸丰帝的好感与信任。

咸丰四年（1854年），慈禧太后凭借着咸丰帝的宠爱，被晋封为懿嫔，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此时的清王朝，内有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咸丰帝终日忙于政务，心力交瘁，常常感到疲惫不堪。慈禧太后见状，便主动帮助咸丰帝处理一些简单的政务，她凭借着自己的聪慧与过人的记忆力，很快便熟悉了政务处理的流程，能够准确无误地传达咸丰帝的旨意，处理一些琐碎的政务，为咸丰帝减轻了不少负担。

咸丰帝见慈禧太后不仅容貌出众、温柔体贴，还具有一定的政治才能，能够帮助自己处理政务，对她更加宠爱与信任，逐渐将一些重要的政务，也交给慈禧太后处理。慈禧太后凭借着这个机会，开始接触到清王朝的核心权力，逐渐熟悉了朝廷的运作机制与权力格局，也培养了自己的政治眼光与权力谋略，为日后执掌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咸丰六年（1856年），慈禧太后为咸丰帝生下了唯一的皇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这一消息，让咸丰帝欣喜若狂，因为咸丰帝此前一直没有子嗣，皇室血脉的延续，一直是他的心头大事。慈禧太后生下皇子后，地位急剧提升，被晋封为懿妃；咸丰七年（1857年），又被晋封为懿贵妃，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即后来的慈安太后），成为后宫中地位第二高的妃嫔。

成为懿贵妃后，慈禧太后的权力与地位，进一步提升，咸丰帝对她的宠爱与信任，也达到了顶峰。此时的咸丰帝，由于长期沉迷于女色、饮酒作乐，加上政务繁忙、心力交瘁，身体越来越差，常常卧病在床，无法处理政务。因此，咸丰帝便将更多的政务，交给慈禧太后处理，让她协助自己，主持朝政。慈禧太后凭借着自己的政治才能与权力谋略，逐渐掌控了后宫的大权，同时也开始干预朝廷的政务，成为了晚清政坛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帝惊慌失措，带领后宫嫔妃与亲信大臣，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留下恭亲王奕訢在北京，主持与英法联军的谈判，签订议和条约。此时的慈禧太后，虽然身处热河，但并没有沉溺于安逸的生活，而是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局势与朝廷的动向，她深知，清王朝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自己的命运，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相连。因此，她开始暗中积蓄力量，联络自己的亲信大臣，为日后夺取大权，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驾崩，享年三十一岁。咸丰帝临终前，立六岁的皇子载淳为皇太子，是为同治帝，同时任命肃顺、载垣、端华等八人为顾命八大臣，辅佐同治帝执政，处理国家大事。同时，咸丰帝还将一枚“同道堂”印章交给了慈禧太后（同治帝生母），一枚“御赏”印章交给了慈安太后，规定所有奏折，必须加盖两枚印章，才能生效，试图以此制衡顾命八大臣的权力，同时也制衡慈禧太后的野心。咸丰帝的这一安排，为日后的辛酉政变，埋下了伏笔。

二、辛酉夺权：垂帘听政与掌控大权

咸丰帝驾崩后，顾命八大臣凭借着咸丰帝的遗诏，手握大权，专横跋扈，独断专行，不把慈禧太后、慈安太后与年幼的同治帝放在眼里，甚至试图架空两位太后，独揽朝政。顾命八大臣的首领肃顺，更是野心勃勃，精明强干，他深知慈禧太后的野心与政治才能，将慈禧太后视为自己独揽大权的最大障碍，因此，他处处排挤、打压慈禧太后，试图削弱她的权力，甚至想要除掉她。

慈禧太后野心勃勃，不甘心被顾命八大臣架空，更不甘心失去自己手中的权力，她想要独掌朝政大权，辅佐年幼的儿子同治帝，成为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因此，她决定联合被顾命八大臣排挤的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粉碎顾命八大臣的势力，夺取朝政大权。

慈禧太后暗中派人联系在北京的恭亲王奕訢，向他表达了自己想要发动政变、夺取大权的意图，并邀请奕訢前往热河，共商大计。奕訢此时正被顾命八大臣排挤，闲置在家，心中十分不满，得知慈禧太后的意图后，欣喜若狂，他深知，这是自己重新执掌大权、实现自己理想与抱负的绝佳机会。因此，奕訢立即乔装打扮，秘密前往热河，与慈禧太后、慈安太后秘密商议政变计划，制定了详细的政变方案。

慈禧太后与奕訢达成共识后，明确了分工：慈禧太后在热河，负责稳住顾命八大臣，麻痹他们的警惕性，同时联络热河的亲信大臣与军队将领，积蓄力量；奕訢返回北京，负责联络北京的亲信大臣与军队将领，控制北京的局势，做好政变的准备工作。两人约定，待慈禧太后、慈安太后与同治帝从热河返回北京后，立即发动政变，粉碎顾命八大臣的势力。

顾命八大臣得知奕訢与两位太后秘密接触的消息后，十分警惕，试图阻止奕訢的行动，同时也加强了对慈禧太后的监视。但此时的慈禧太后，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她凭借着自己的谋略，成功麻痹了顾命八大臣，让他们放松了警惕。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带着年幼的同治帝，从热河返回北京，奕訢早已在北京做好了准备，带领亲信大臣与军队，在京城各处布防，控制了京城的局势。

当天，慈禧太后、慈安太后与奕訢联名发布圣旨，宣布顾命八大臣“专横跋扈、图谋不轨、藐视皇权”的罪名，下令逮捕肃顺、载垣、端华等八人。随后，奕訢带领军队，迅速逮捕了顾命八大臣，肃顺被当场抓获，载垣、端华等人也相继被捕。不久后，慈禧太后下令，将肃顺斩首示众，将载垣、端华赐死，其余五位顾命大臣，要么被革职流放，要么被处死，彻底粉碎了顾命八大臣的势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又称“祺祥政变”）。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因功，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与慈安太后一起，垂帘听政，辅佐年幼的同治帝执政。恭亲王奕訢，被封为议政王，兼任军机大臣领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总揽晚清的军政大权与外交大权，成为了慈禧太后的重要盟友与辅佐者。至此，慈禧太后正式掌握了清王朝的核心权力，开始了她长达四十七年的统治生涯。

垂帘听政之初，慈禧太后深知，自己刚刚掌权，根基未稳，且清王朝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因此，她并没有独断专行，而是重用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积极支持他们开展洋务运动，整顿吏治、稳定政局、镇压农民起义、抵御列强入侵，试图改变清王朝内忧外患的困境。她采纳奕訢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外交事务；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组建湘军、淮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等农民起义；推动近代工业、新式学堂、新式军队的发展，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与奕訢的辅佐下，清王朝的政局逐渐稳定下来，内忧外患的困境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出现了短暂的“同治中兴”局面。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等农民起义，相继被镇压，清王朝的统治，得到了巩固；洋务运动顺利开展，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京师同文馆等一系列近代工业与新式学堂，相继创办，中国的近代化，得以艰难起步；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的缓和，避免了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然而，随着慈禧太后的权力日益巩固，她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她不甘心与奕訢分享权力，更不甘心受到奕訢的牵制，因此，她开始暗中打压奕訢，削弱他的权力。统治集团内部，逐渐形成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与以奕訢为首的“帝党”（此时同治帝年幼，实际为奕訢集团），两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同治四年（1865年），慈禧太后借口奕訢“骄盈溺职、召对不检”，下令罢免奕訢的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职务，虽然在朝中大臣的求情下，奕訢后来被恢复了军机大臣职务，但议政王的头衔被剥夺，权力被大大削弱，成为了慈禧太后手中的傀儡。此后，慈禧太后逐渐独断专行，掌控了清王朝的所有大权，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虽然依旧担任重要职务，但始终受到慈禧太后的牵制，无法施展全部抱负。

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治帝载淳驾崩，享年十九岁。同治帝没有子嗣，慈禧太后为了继续执掌大权，不顾朝中大臣的反对，强行拥立自己的侄子、四岁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是为光绪帝。随后，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再次垂帘听政，继续执掌清王朝的大权。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突然去世，有人传言，慈安太后是被慈禧太后毒死的，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慈安太后去世后，慈禧太后彻底摆脱了牵制，独揽朝政大权，成为了清王朝唯一的实际掌权者。

三、执柄四十载：权谋制衡与王朝沉沦

慈安太后去世后，慈禧太后独揽朝政大权，开始了她独断专行的统治生涯。她凭借着自己超凡的政治手腕与权力谋略，在统治集团内部，纵横捭阖，制衡各方势力，始终牢牢掌控着清王朝的大权，无论面对何种危机，都能化险为夷，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但与此同时，她的腐朽保守、贪图享乐、目光短浅，也逐渐暴露无遗，她将个人权力与享乐，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加速了清王朝的沉沦与覆灭。

在权力制衡方面，慈禧太后展现出了超凡的政治才能。她深知，统治集团内部，不能有任何一方势力过于强大，否则，将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她采取了“扶弱抑强、分而治之”的策略，制衡各方势力，让他们相互牵制，自己则坐收渔利，牢牢掌控着大权。她打压奕訢后，又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让他们推行洋务运动，同时又暗中扶持守旧派，牵制洋务派，避免洋务派权力过大；她扶持光绪帝即位后，表面上悉心教导光绪帝，让他学习治国之道，实际上，却始终牢牢掌控着朝政大权，不让光绪帝有任何实权，同时，她还在光绪帝身边，安插自己的亲信，监视光绪帝的一举一动。

光绪帝长大后，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与抱负，他不甘心成为慈禧太后的傀儡，想要掌握朝政大权，推行革新，实现国家的富强。因此，光绪帝暗中联络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积蓄力量，准备发动变法，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慈禧太后得知光绪帝的意图后，十分警惕，她深知，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将会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因此，她开始暗中打压维新派，牵制光绪帝的行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支持下，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史称“戊戌变法”。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主张废除封建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改革教育、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试图挽救清王朝的危亡，实现国家的富强。变法运动爆发后，得到了一部分进步官员与知识分子的支持，但也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

慈禧太后见状，立即发动政变，软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逮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被迫逃亡海外，谭嗣同、杨锐等六位维新派志士，被斩首示众，戊戌变法运动，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便宣告失败，史称“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再次独揽朝政大权，对维新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同时，也加强了对光绪帝的监视与控制，光绪帝从此沦为了慈禧太后的傀儡，直至去世，再也没有掌握过任何实权。

在治国方面，慈禧太后虽然在初期，支持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但她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与百姓的幸福，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因此，她的改革，始终停留在表面，没有触及清王朝的封建制度与阶级矛盾，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

慈禧太后十分贪图享乐，生活极度奢侈浪费，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耗费大量的国家钱财，修建颐和园、圆明园（重建部分）等皇家园林，购买大量的珍宝、衣物，举办盛大的宴会。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军急需大量的军费，购置武器装备，支援前线作战，但慈禧太后，却为了举办自己的六十大寿，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导致北洋水师缺乏经费，无法购置先进的武器装备，战斗力大幅下降，最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军节节败退，清政府被迫向日本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一，它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也标志着慈禧太后主导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条约签订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全国百姓，纷纷指责慈禧太后，骂她是“亡国太后”，要求清政府严惩慈禧太后，但慈禧太后，却依旧我行我素，丝毫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继续贪图享乐，独断专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惊慌失措，带领光绪帝与后宫嫔妃，仓皇西逃至西安，留下北京城，任由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百姓们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八国联军入侵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烧毁了圆明园的残余建筑，掠夺了大量的珍宝文物，给中国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慈禧太后逃至西安后，并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也没有组织军队，抵抗八国联军的入侵，反而派遣李鸿章、奕訢等人，前往北京，主持与八国联军的谈判，签订议和条约。最终，清政府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清政府赔偿八国联军军费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万两；惩办义和团运动中的爱国官员与百姓，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开放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列强在中国驻军，控制北京的防务；拆毁北京至大沽口的炮台，允许列强在天津至北京沿线，驻扎军队。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标志着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条约签订后，清王朝的国力，更加衰弱，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全国各地，起义不断，清王朝，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慈禧太后返回北京后，虽然也推行了一些新政，试图挽救清王朝的危亡，改革教育、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但此时的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腐朽不堪，积重难返，任何改革，都无法改变它的沉沦命运。

慈禧太后推行的新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比如，废除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组建新式军队，改革官制等，但这些改革，并没有触及清王朝的封建制度与阶级矛盾，且大多流于形式，加上封建官僚的腐败与保守，大量的钱财被浪费，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清王朝的落后局面。慈禧太后的新政，只不过是她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所做的表面文章，并没有真正的救亡之志。

四、功过交织：争议千古与历史反思

慈禧太后的一生，是极其复杂的一生，是荣耀与屈辱并存、功绩与过错交织的一生。她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有人骂她是“亡国太后”“历史罪人”，指责她腐朽保守、贪图享乐、妥协投降，签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加速了清王朝的沉沦与覆灭；也有人肯定她的政治才能，认为她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王朝中，凭借一己之力，执掌大权四十余载，稳定了晚清的政局，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乱世中，维系了清王朝的统治，展现出了超凡的政治手腕与担当。评价慈禧太后，不能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来定义，也不能片面地肯定或否定她的一生，而应该放在晚清乱世的历史背景下，客观、公正、全面地看待她的功与过、是与非。

慈禧太后的功绩，虽然有限，却也不可磨灭，值得我们客观看待与铭记。她发动辛酉政变，粉碎顾命八大臣的势力，稳定了晚清的政局，避免了清王朝陷入更大的分裂与混乱之中，为清王朝的延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她在垂帘听政之初，重用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积极支持他们开展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京师同文馆等一系列近代工业与新式学堂，组建新式军队，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为中国近代的工业、教育、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推行的新政，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但废除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举措，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模式，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培养了一批近代人才，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她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王朝中，凭借自己的野心、谋略与狠辣，从一位普通的兰贵人，一步步攀升至清王朝的实际掌权者，打破了男性对权力的垄断，展现出了女性的智慧与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性地位的提升。

尤其是在稳定晚清政局方面，慈禧太后的贡献，不可忽视。晚清时期，内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激烈，清王朝，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分裂与覆灭的危机之中。正是凭借着慈禧太后超凡的政治手腕与权力谋略，制衡各方势力，镇压农民起义，安抚百姓，才使得清王朝，能够在风雨飘摇中，延续四十余年，避免了过早陷入分裂与混乱之中。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掌控，晚清的政局，可能会更加混乱，中国，可能会遭受更大的灾难与屈辱。

然而，慈禧太后的过错，却是不可饶恕的，是值得后世批判与反思的，她的过错，远远大于她的功绩，成为了她一生之中，无法抹去的污点。她腐朽保守、目光短浅，始终坚守封建制度与儒家礼教，极力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拒绝进行彻底的改革，无法突破时代与阶级的桎梏，将个人权力与享乐，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导致清王朝，逐渐走向沉沦与覆灭；她贪图享乐、奢侈浪费，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耗费大量的国家钱财，修建皇家园林、购买珍宝衣物，甚至挪用海军经费，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与屈辱；她妥协投降、软弱无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没有坚定的抵抗决心，而是一味地妥协退让，签下《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让国家领土、赔偿巨额军费、出卖国家主权，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给中国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与巨大的灾难；她残酷无情、狠辣冷血，为了夺取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发动政变，杀害顾命八大臣，软禁光绪帝，镇压维新派人士，双手沾满了鲜血，展现出了封建统治者的残酷与无情；她任人唯亲、纵容腐败，重用自己的亲信大臣，纵容手下官员贪污腐败，导致晚清的官场，腐败不堪、军纪涣散、效率低下，进一步加剧了清王朝的腐朽与衰败。

慈禧太后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也是时代的悲剧。她生逢晚清乱世，身处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有掌控权力的野心与才能，却没有治国安邦的远见与胸怀；有稳定政局的担当，却没有救亡图存的志向。她的一生，始终在权力与欲望中挣扎，始终在保守与革新之间徘徊，她试图凭借一己之力，维系清王朝的统治，却终究未能如愿，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的沉沦与覆灭，自己也成为了历史的罪人，背负了千古骂名。她的悲剧，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更是清王朝的悲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无法抹去的屈辱与遗憾。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仪鸾殿内，溘然长逝，享年七十四岁。她去世前，立三岁的溥仪为帝，改元宣统，是为宣统帝，同时任命载沣为摄政王，辅佐宣统帝执政。慈禧太后去世后，清政府追赠她为孝钦显皇后，葬于定东陵。她去世后，仅仅三年时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宣告覆灭，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慈禧太后，终究没有能够守住自己一手掌控的清王朝，她的一生，终究是一场空。

如今，百年光阴已逝，晚清王朝早已覆灭，中国也早已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命运，走上了富强民主的现代化道路。回望慈禧太后的一生，我们或许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需要有强大的国力与先进的技术，更需要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有先进的制度与坚定的信念；一个民族的觉醒，不仅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成果，更需要突破时代的桎梏，勇于革新、敢于担当，将国家利益与百姓幸福，放在首位。慈禧太后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启示与思考，她的功绩，我们可以客观看待，但她的过错，我们必须铭记于心，引以为戒；她的悲剧，我们必须深刻反思，避免重蹈覆辙。

慈禧太后的功过是非，早已被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任凭后世评说。她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她的野心与才能、荣耀与屈辱、功绩与过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她传奇而又可悲的一生。她的一生，见证了清王朝的兴衰沉浮，见证了中国近代的屈辱与挣扎，她的名字，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无法回避的符号，永远被铭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提醒着后人，落后就要挨打，唯有自强不息、勇于革新，才能避免屈辱，实现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