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赵

编辑|赵赵

2026年10月12日深夜，32岁的香港女演员袁澧林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篇近三千字的长文，标题是——《那些永远不会到来的道歉》。

她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斟酌这些文字，最终选择在二度入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高光时刻，把自己入行十一年来遭遇的多起性骚扰经历公之于众。言语上的物化、拍摄现场的未经沟通的肢体侵犯、被当面以涉及性的粗俗字眼羞辱——她一件一件地写出来，不带情绪化的控诉，只有平静但坚定的陈述。

长文发出后迅速引爆舆论。涉事记者发文道歉，多位圈内人士公开声援。而最让人意外的是，知名导演尔冬升在回应此事时透露：他曾接到男演员的投诉，称遭到男性导演的性骚扰。

这句话把讨论推向了更深的层面——行业性骚扰问题不分性别，比外界想象的更普遍、更隐蔽。

《那些永远不会到来的道歉》：一篇长文撕开了什么

袁澧林，1994年出生于香港，入行之初以拍广告起步，早期被定位为"文青女神"。近年来凭借多部电影的扎实表演逐步转型，2026年凭借电影《第四幕》二度入围第63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正是在这个事业高光时刻，她选择了发声。

据她在长文中的记述，事情的导火索发生在2025年底。当时她参与电影《电竞女孩》的宣传，在首映当晚接受某文化杂志的群访。一位身兼多家杂志总编辑的男记者坐下后，以"我好像坐紧台（陪酒）"作为开场白。

这句话的含义在粤语语境中非常明确——它把一场正式的电影专访比作了夜总会的陪酒场景，把在场的七位女性受访者放在了被物化的位置上。

袁澧林当场要求对方"要么闭嘴，要么道歉"，但对方没有任何回应。现场其他人出面打圆场，访问继续进行。

但这件事只是冰山一角。

在长文中，袁澧林还披露了三起此前从未公开的事件。

第一起：一名男导演曾当面对她说出带有性暗示的评价——大意是评论她的外形是否会引起他人的生理兴趣。语气平常，仿佛只是在聊天气。

第二起：一名幕前男同事在醉酒状态下，用日语对她说出了涉及私密部位的粗俗字眼。她事后鼓起勇气向对方讨要道歉，反而被对方的朋友指责她"不解风情"。

第三起：一名资深男演员在拍摄现场，未经任何事先沟通，擅自在镜头前亲吻了她的脸颊。事后以"拍戏就是这样"作为解释。周围没有人出面制止。

袁澧林在文中写了一段让人印象很深的话："每一次的'小玩笑'、每一句的'别太认真'、每一次对受害者'为何不大方一点'的指责，都是在巩固这个允许女性被物化的体系。"

在我看来，这段话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她指出的不只是几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行业默认容忍这些行为的生态——有人骚扰，有人围观，有人打圆场，有人要求受害者"大度一点"。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长文发出后的第二天，10月13日，涉事记者"红眼"（本名黄永亮）在社交平台发文道歉，承认自己"开了不当玩笑失言破坏了访问"，未即时郑重致歉是处理不当。他此前担任总编辑的《艺文青》杂志同日声明，双方已于2025年解除合约。

同日，另一位入围本届金马奖的香港女演员钟雪莹也在限时动态中公开批评了同一名记者，指其在影评文章中使用了不恰当的描述。

袁澧林表示自己不会公开记者身份（尽管网友很快就根据线索推断了出来），强调文章的重点在于揭示此类行为并非个案。

尔冬升的发声：男演员也不能幸免

如果说袁澧林的长文揭开了女性从业者的遭遇，那尔冬升的回应则把问题的边界进一步拓宽了。

尔冬升，72岁，香港知名导演、编剧、前演员，执导过《新不了情》《旺角黑夜》《三少爷的剑》等经典作品，也是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常客。

在袁澧林发文之后，尔冬升和演员冯德伦（也是袁澧林在《第四幕》中的搭档）先后公开声援。

尔冬升透露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信息：他曾经接到过男演员的投诉，称遭到男性导演的性骚扰。

这个信息的冲击力在于——它打破了很多人"性骚扰只发生在男性对女性之间"的固有认知。在公众印象里，娱乐圈的潜规则通常被理解为权力不对等下对女性的侵害。但尔冬升的发言说明，性骚扰的核心是权力关系，而不是性别本身。导演对演员天然拥有选角权、镜头权、评价权，这种权力的不对等才是问题的温床。

尔冬升同时呼吁，无论男女，面对不当对待都应该学会及时表达界限、保护自己。冯德伦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支持演员勇敢说不。

在我看来，尔冬升的发声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行业内的权力持有者——他是导演，是资深业界人士，是有话语权的人。当这样一个人站出来承认"这种事确实存在，男性也不能幸免"，比任何外界的评论都更有说服力。

值得注意的是，袁澧林在长文中提到的男导演和男演员至今没有公开回应。这种沉默本身也值得关注——在类似事件中，被指控者的沉默往往比辩解更耐人寻味。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这次事件正在成为香港版的#MeToo时刻。

虽然#MeToo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进行了多年，但在华语娱乐圈，公开控诉性骚扰的案例至今仍然不多。2018年内地曾出现过一波讨论热潮，但很快就归于沉寂。袁澧林的这篇长文，以及随后尔冬升、冯德伦等行业人士的声援，或许能够重新把这个话题推到公众面前。

从个案到系统：为什么"说出来"这么难

每一次有人站出来讲述自己的遭遇，评论区总会出现一种声音："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事后才发声？""是不是在炒作？"

这些质疑看似合理，但如果你真正了解行业的运作逻辑，就会明白——"说出来"这件事，远比外界想象的更困难。

第一，权力不对等导致的恐惧。

在演艺行业中，导演、制片人、编剧、资深演员掌握着角色分配和资源配置的权力。一个年轻演员如果公开指控前辈，面临的可能不是正义的降临，而是被整个行业孤立的风险。袁澧林之所以选择在入围金马奖之后才发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终于有了足够的行业认可和底气。

第二，"小玩笑"文化的长期侵蚀。

袁澧林在文中反复提到的一个现象是——很多骚扰行为被包装成"玩笑"。说了冒犯的话？那是"开玩笑"。做了越界的事？那是"不要太认真"。被冒犯了想讨个说法？那你就是"不解风情""小题大做"。

这种文化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让受害者反过来怀疑自己是不是反应过度了。而旁观者的沉默，更是强化了这种自我怀疑。

第三，举证困难和舆论反噬。

在没有录音录像证据的情况下，性骚扰事件往往变成"一个人说的话对另一个人说的话"。即便鼓起勇气说出来，也可能面对"你有什么证据"的质疑，甚至被反指"碰瓷""蹭热度"。

袁澧林显然对此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她在文中明确表示不会公开涉事者身份，也不是为了获取流量，而是希望让更多人意识到这种现象的普遍性。

从行业角度来看，香港娱乐圈近年来在反骚扰机制建设上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但距离制度化的保障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比之下，好莱坞在#MeToo之后建立了亲密关系协调员制度，拍摄任何涉及肢体接触的场景前都需要事先沟通和签署同意书。而在华语影视行业，这方面的规范仍然处于萌芽阶段。

说实话，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需要有人承受伤害、鼓足勇气站出来，行业才会开始反思？

袁澧林在文中写了最后一句话，没有慷慨激昂，没有道德审判，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愿望——"希望有一天，这些道歉不再需要被等待，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不该发生。"

这句话听起来温和，但背后的力量远比愤怒更持久。

一个敢于在最高光的时刻袒露伤口的人，值得被认真对待。

而一个行业如果连自己人发出的声音都听不见，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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