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清英雄史可法就义后，人们对他似乎存在一种特殊的偏爱，百年香火不绝，官民祭奠不断。

史可法身上有两大亮点，一是为官清廉，二是宁死不屈。就业绩来说，崇祯一朝表现一般，弘光一朝则几乎没有作为。

概括史可法的一生，大致就是四个字——周旋、应付。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祖籍河南祥符，生于顺天府大兴，因他的先世功荫锦衣卫百户，故作北京锦衣卫籍。

史可法少时家境清寒，冬日短衣无火，但他苦学不辍，尤其爱好经史。

十九岁那年，史可法寄居在北京一座古寺中研习经史。一日，风雪交加，非常寒冷，史可法读书疲劳困顿，不觉伏案而睡。

顺天督学左光斗进庙躲避风雪，见到案上史可法的文稿，功底精湛，书法飘逸，心生喜爱之情。他把自己的貂裘脱下来，盖在熟睡的史可法身上，默记下他的姓名，嘱咐左右不要惊醒他，然后掩门而去。

次年史可法在院试中，被左光斗选为北直隶八府之冠，而且怜他家贫，收作弟子。此后，史可法愈加发奋苦学，并受左光斗忠孝节义思想濡染，立志以身报君许国。

左光斗对他也很器重，认为左氏子弟都庸庸碌碌，今后能继承自己志节而有所作为的只有史可法，公务之暇，常与他交谈时事，辩论古今，情同父子。

天启五年(1625年)，左光斗因反对魏忠贤而被革职下狱，备受拷掠炮烙。一时京中人士避祸惶惶，噤若寒蝉。

史可法贿赂狱卒进入囚房，当见到奄奄一息的恩师后，不禁痛楚呜咽。左光斗为爱惜人才，不愿史可法受连累，把他强行赶出牢狱。

左光斗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凛然大义，使他铭心刻骨，难以忘怀，以后常常流泪向人讲述这些往事，称赞“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左光斗惨死后，史可法设法入狱敛尸，将老师安葬。

崇祯元年(1628年)，27岁的史可法中进士，授陕西西安府推官。这时阉党已被清算，左光斗冤案得以平反，史可法决心尽忠报效朝廷。

当时明朝封建制度日益腐朽，各地揭竿而起，陕西成为农民起义的发源地。史可法在西安积极协助洪承畴镇压陕北农民起义军。三年考满，迁户部云南司主事。

崇祯六年(1633年)，史可法选授户部员外郎，历郎中，后又改掌户科。他忠于职守，以勤廉著称，但不甘于文牍事务，常因不能驰驱沙场而忧愁恼恨。

史可法在京中供职期间，农民起义已由陕北蔓延内地，转战江淮，一度攻入凤阳焚毁皇家祖陵。于是朝议在皖西设兵备道，阻止农民军南下。

但皖西向无坚城，兵备久弛，守御困难，朝臣将其视为畏途。史可法却说：“国家养士原为社稷计，今若此，非所以报知主也!”他自请赴皖西。

崇祯八年(1635年)春，史可法迁江西右参议，任池太兵备道，分守池州(今安徽贵池)、太平(今安徽当涂)。

他在池州筑城浚濠，措饷募兵，不到一个月练就壮勇八百人，可战可守，池州俨然成了沿江重镇。随后朝议改池太道为安庐道，史可法改任安庐兵备道，驻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八月，他又兼任总理卢象升的副使，分巡安池，监江北军。

史可法早年家境贫苦，深知民间疾苦，在军中他与兵丁同吃同住同睡，有时天寒，甲胄上结满冰霜，每次起身就因冰碎而戛戛作响。

行军打仗时，史可法杂处行伍间，士兵不饱自己不先吃，士卒未发给衣服自己不先穿，律己廉洁，待人诚信。因而所募的士兵都服从他的指挥，强悍善战。

崇祯十年(1637年)，史可法擢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池州、太平一带，统兵万人，开府六安。

在镇压农民起义战争中，史可法虽疲于奔命，但屡屡获胜，连捷英山、六合，当地都知道“史都堂之兵号称强”。他还捐俸修城池，建仓储，赈灾歉，捕螟蝗。士绅们感激他的恩德，有的作诗歌颂，也有的为他建生祠于六安。

中原起义不断，而辽东战事也愈演愈烈，清军控弦策马，屡次越过长城，虏掠京畿。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卢象升抗清遇难的消息传来，史可法悲愤累日，难以自已。他壮怀激烈，誓以马革裹尸为荣，率部北援。

第二年春因江北农民军再起，史可法刚到山东东阿便奉旨回师。不久，以丁父忧返乡奔丧，居住在北京城外读书不懈，尤其喜欢读有关匡济天下的书。

三年服满，史可法被授予总督漕运，兼抚淮，扬、凤、泗，此时已40岁。

崇祯皇帝对史可法非常信任，甚至想把他调到北方去指挥军务，不过朝臣认为“有可法，准扬以安；无可法，江淮必危，且留之以系东南望”，崇祯这才放弃想法。

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清兵一度深入山东，劫掠州县。史可法厉兵秣马，预埋火器于庙湾(今江苏阜宁)河口，清兵退走。他准备率师北上勤王，又为南方军务牵缠，没有成行。

崇祯十六年(1643年)秋，史可法擢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他见南京文恬武嬉，军营空额很多，于是上疏提出选练南兵等方略，为崇祯帝所赞许，命他整饬营务。

这时继妻杨氏因为他还没有儿子，劝他娶妾，他叹息说：“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坚决拒绝，只过继堂弟史可程的儿子焰青为嗣。

李自成农民军直取北京的时候，史可法和南都诸臣传檄天下捐资勤王，率部北上。刚抵浦口即传来崇祯自尽的消息，他顿感天崩地陷，悲恸欲绝。

为了继续明朝的正统，维系和团结人心，南京文武大臣齐集商议重建明朝朝廷的方略。

崇祯帝殉国，他的三个儿子没能逃出北京，可选的只有各地的藩王。

从血缘关系来讲，神宗的直系子孙福王、惠王、瑞王、桂王与崇祯最近，因而最有资格当选。

但惠、瑞、桂三王远在西南地区，不便拥立，只有福王既有血缘资格，又有地缘上的便利。不过，东林党集团成员担心福王掌权，会重提“妖书”、“梃击”、“移宫”等案，因此他们更中意血缘较远的潞王。

史可法当时任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是官僚集团的领袖，他的意见至关重要。以钱谦益、吕大器等为首的东林党集团，联络正屯兵浦口的史可法，在信中说：

“福王由崧，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潞王常淓，神宗侄也，贤明当立。”

这封书信就是所谓的福王《七不可立书》。

史可法也赞成此说，他从浦口赶至南京。然而，手握重兵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却以伦序为借口，主张拥立被他控制的福王。

史可法这个时候走了一步错棋，在马士英面前出示了南京诸臣的《七不可立书》，这封信后来落到了马士英的手里，等于是授人以柄。

于是马士英抢先行动，内贿勋臣刘孔昭，外结桀骜不驯的悍将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传谕将士奉福王为三军之主，以武力为后盾，遣兵送福王至仪征，要挟南京诸大臣迎立。

在马士英的压力下，史可法等南京文武大臣只好放弃原议，率百官迎福王入南京。

崇祯十七年五月一日福王谒孝陵，五月三日称监国，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年号原拟“弘光”、“定武”两个，后定以下一年为弘光元年。

弘光政权确立后，拜史可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事；马士英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督凤阳军务。史可法受命后悉心布置军务，请设防江水军，以文臣协理操江。

但老奸巨滑的马士英却不甘心留在凤阳，他自请入朝。同时，他向福王呈递史可法赞同的《七不可立书》，并抓住史可程（史可法堂弟）在北京投降农民军的事，以排挤史可法，企图独揽大权。

史可法受到掣肘，言不由衷地同意设立江北四镇，让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划地分守，力图“养成气力，恢复神京，澄清关陕”。

不久，他又被迫请求督师扬州，调停江北军务，在前线竭尽股肱之力，以表白他对明室的忠忱。弘光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让他去扬州督师。

南京数百名太学生闻讯惶惑不知所措，奔走呼号，连名上疏，伏阙哀吁弘光收回成命，“仍留可法在朝”，没有成功。而史可法始终以恢复大明江山为念，请颁发饷银、敕印等，于五月十九日率刘肇基、李栖凤等渡江北上。

然而江北的纷乱并不亚于党同伐异的南京，同样令人一筹莫展。

骄兵悍将各怀鬼胎，刘泽清大掠淮安；高杰抢在黄得功的前头赶到扬州城外，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企图屯驻扬州；刘良佐也因为临淮人的拒纳而纵兵围攻临淮城，尸横遍地。

史可法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各方调和，总算说服黄得功和二刘各归汛地，独占一方。

只有高杰横蛮不羁，非入扬州不可。史可法亲自去进行说服，喻以大义，又将高杰移驻较为富庶的瓜洲。这样，江北开始出现脆弱的稳定局面。

这时，南京朝廷党争又激化起来。自从史可法离开朝廷后，马士英权势日甚一日，吕大器、张慎言等大臣陆续被排挤，阉党阮大铖死灰复燃，与马士英朋比为奸。

史可法深恐人心涣散，东南一隅难保，不时上疏规劝弘光“卧薪尝胆，借甲枕戈，务求缚奇凶以慰先帝，复故土以光祖宗”。

但事实证明，史可法远离朝堂，难以挽回局面。

清兵入关以后，史可法的政治认识出现失误，仍然坚持把镇压农民起义放在第一位，希望借用清军去剿灭农民军。

正是在他的建议下，弘光帝派出使臣左懋第等携带诏书、金银北上，企图联合吴三桂，与清兵共同镇压李自成起义。

这种一厢情愿的措施，由于完全不适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自然也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不仅让左懋第白白牺牲，还尽丧弘光朝的脸面。

九月，扬州城外兵衅又起，黄得功护送友人过仪征土桥，遭到素来妒忌他的高杰伏击，三百精骑都被射杀，良马尽归高杰所有。黄得功逃回仪征后整顿兵甲，誓与高杰死战，报仇雪恨。

正在这时碰上黄得功的母亲去世，史可法亲赴吊唁，反复调停，甚至以自己的俸禄作奠礼，才算勉强使黄、高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缓和下来。

七月，清摄政王多尔衮令南来副将韩拱薇、参将陈万春携带一封书信给史可法，对他进行威胁利诱，让他学吴三桂称臣清廷，共同镇压农民军。

史可法在答书中委婉地拒绝了多尔衮的要求，他祈求清军不要觊觎明朝江山，而应始终如一，帮助明朝镇压农民军。

弘光政权是明朝残余势力建立起来的，这就使原来明朝政府的丑恶现象被一股脑地延续下来，内部纷争不断，政治腐败不堪。

史可法感到中兴无望，于是出巡淮上，驻清江浦(今江苏淮阴)，筹划复取中原。

然而江北诸将浮夸无用，只有高杰所率四万余人大多是山陕劲卒。他便再三与高杰论事，说动高杰由瓜洲移驻徐州，请为先锋。

史可法除使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三将坚守自己的汛地外，从王家营(今江苏清江市北)到宿迁一段要冲地带，则由他自己防守。

刚布署完毕，清军就入山东、河南，冬天进破宿迁，史可法率兵赴白洋河与清军相持半月余。不久清军因西北战务牵累，暂时撤兵。

史可法审时度势，上疏请颁《讨贼诏》讨伐农民军。弘光对他屡有诏书褒奖，但是丝毫不能满足他关于饷需的一再请求，马士英更从中阻挠、中伤，使史可法左支右绌，进退维谷。

十二月，清军豫亲王多铎前锋渡黄河，由河南下江淮，总兵李际遇望风投降。史可法命高杰赴归德备战，并再次向朝廷请饷。

但弘光政权的腐朽仍没有什么变化，史可法请饷，依然如泥牛入海。他无可奈何，派员贩盐扬州，贸易米豆，试图开点饷源。

可是四镇尾大不掉，自立关税，垄断买卖，商贾裹足，史可法所做的生意并不景气，加上属吏舞弊，反为一班酷吏增添了虐民的机会。

一些忠于明室的地主分子，见弘光政权不能有所作为，因而把希望寄托在史可法身上，纷纷来到扬州，效力督师幕下。

弘光元年(1645年)一月，在史可法的感召和策励下，高杰率部西进，途中杀掉与清兵暗中勾结的部将程继孔，抵河南，不料却被另一个早已暗降清朝的总兵许定国诱杀于睢州。

失去主帅的高杰余部在大掠睢州之后，撤回徐州，互相残杀。

史可法得知赖以西进的主帅遭到杀害，不禁顿足长叹：“中原不可为矣，建武、绍兴之事，其可望乎!”

他马不停蹄从白洋河驰赴徐州，荐高杰部将李本身提督高杰标下兵马、总兵李成栋镇守徐州。

刚安顿好高杰余部，扬州又发生事故，原来黄得功乘高杰亡故，企图袭击居于扬州的高杰眷属，吞并高杰的地盘。史可法又返回扬州，劝说黄得功不要挑起内衅。

弘光政权的基本盘是不错的，几乎占据淮河以南半个中国，并拥有江南财赋之区，手上有军队五十多万。

但它是明末地主阶级腐朽统治的继续，从建立之日起就为无穷的内部斗争所累。

东林党、复社与阉党的斗争很激烈；各镇争物资，争地盘，并与朝廷的党争错综复杂地纠结在一起；降清的或准备降清的潜势力在暗中活动，有的也在观望。

在这种情况下，史可法不可能有所作为，把力量凝聚起来。他虽担负复兴明室的重任，但却在这危急的关头疲于奔命，不得不把时间和精力消耗在调停骄兵悍将争斗的纠纷中。

说到底，还是史可法当初迎立福王时立场不坚定，将把柄落入马士英之手，导致无法在朝中立足。

督师江淮，又难以驾驭诸镇悍将，更使他完全陷进了软弱、孤立、彷徨的境地。

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清军顺利占领关陕后，就把主力转向进取江南，削平南明政权。

三月，多铎挥师直下归德，接着分兵向亳州、徐州进发。总兵李成栋丧魂落魄，弃徐州南逃，史可法急忙抽调人马赴泗州阻击清军。

但这时明军内部却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宁南侯左良玉以“清君侧”讨伐马、阮为号召，倾巢而出由武昌沿江东下；权势炙手的马士英下令将江北明军调往采石，抵抗左兵。史可法不得不奉旨南援。

就在明军自相残杀的时候，亳州落入清军之手，江淮平原一望无遗地暴露在多铎铁骑的面前。

四月，史可法从清江浦抵达南京燕子矶，尚未入城便接到弘光的谕旨，要他速回江北，抵挡清军，令其凯旋之后再入朝。

原来此时左良玉已溃败于采石，南京举朝如醉如痴地庆贺着胜利，马、阮也不愿让史可法入朝。

史可法接旨后满怀忧愤，面对滔滔东去的江水，仰天长叹：“奏凯谈何容易，面君不知何日矣!”

随后他转身向南京城叩首，遥祝城内老母、妻子平安，便急匆匆渡江北上。等他不避风雨赶到天长时，清军早已渡过淮河，如入无人之境，占领盱眙等地；泗州守将李遇春也无耻地投降了清军，坦荡如砥的江北几无险可守。

史可法只好策马东驰，和副将史德威率数千兵丁赶回扬州，决心拼死抵抗，阻遏清军南下。

十七日，史可法刚抵扬州，城内就传出许定国领着清兵要来杀尽高杰余部的谣言。惊魄未定的高杰余部闻讯斩关逃往泰州，牲畜船只掳掠一空，扬州城内兵力更加虚弱。

史可法求救弘光帝，朝廷毫不理睬。第二天，清兵前锋抵达城下，屯于城外西北一带。史可法檄召各镇援兵，仅总兵刘肇基自高邮赶来，其余无一至者。

刘肇基请求乘清军阵脚不稳，先发制人，背水一战。但史可法没有采纳，认为对付清兵应养锐以待，不可轻往。

清军抓住这段时机向扬州集结兵力，同时不断地向城中发出招降书，史可法都不启封，投放火中。他誓不投降，和扬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从直等发动扬州士民日夜固守，并斩获十余名清兵。

见到清军大队人马源源而来，史可法明知大势已去，但守城抗清的决心却更加坚定，他自知早晚必死，在遗书中写道：“遭时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报国家，固其分也！”言词苍凉悲壮。

清军派李遇春前来劝降，史可法严辞拒绝，毅然说：“天朝无降宰相，有与城尽耳”！

部将李栖凤、高凤岐见势不妙，密谋挟持史可法出城投降。史可法识破后正色拒绝，请他们自便，于是贪生怕死的李、高乘夜率部出城叛降清军。

扬州守御日益虚弱，粮饷更不可继，然而史可法毫不惧怕，自守西门险要，击退清军多次进攻，用炮杀敌数千。

二十三日，清军调来红衣大炮，多铎亲率精锐猛攻扬州。城上军民矢志不移，在史可法率领下浴血奋战，前仆后继。

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城破，清军蜂涌而入，史可法拔剑自刎，决心以身殉难，为部将抱住救下，出小东门时被清军俘获。

多铎很佩服史可法，以礼相待并多番劝降，又引洪承畴降清的例子，妄想说服他。

任凭多铎百般威胁利诱，史可法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多铎令在军前将他杀害，尸体惨遭支解，时年44岁。

当时天气炎热，扬州城内外陈尸累累，史可法的遗体很快腐烂不辨。嗣子史直只好设衣冠塚于扬州梅花岭下。

其后的隆武帝追念史可法之功，赠太师，谥忠靖。乾隆中，清廷追谥忠正。

最后，引用顾诚先生对史可法的一段评价：

史可法的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

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全文终）

本文引用资料：《史忠正公集》、《东林列传》、《明季南略》、《左忠毅公逸事》、《罪惟录》、《南疆逸史》、《明史》、《南明史》（顾诚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