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万块，一张法院的判决纸，邻居孙大勇拖了整整五年没还。
我试过所有法子，好话狠话都说尽，他总能像条泥鳅一样滑走，转眼却给他儿子报上最贵的补习班。
人人都劝我算了，别跟无赖耗。
我也以为自己只能认了这倒霉，直到那天，我看见市政府公示栏里“孙浩”的名字——孙大勇的儿子，考上了市委办公室。公示期，七天。
我摸了摸抽屉里那份早已泛黄的判决书，还有他从“
龙国
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截图下来的“失信被执行人”记录。五十份，不多不少。
我换上最挺括的西装，走进了那座庄严的市委大楼。
我知道，这场等了五年的“执行”，现在，才真正开始。
而他儿子金光闪闪的前程，正挂在最后一关——政审的刀刃上。
01
我叫陈默，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都市上班族。
五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心底整整五个年头。
邻居孙大勇在小区里倒车，结结实实地撞上了我那辆刚买不久的轿车。
法院的判决清清楚楚，要求孙大勇在十日内赔偿我车辆维修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合计七万五千元。
白纸黑字，盖着鲜红的公章。
可谁能想到，这张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书，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几乎变成了一沓废纸。
孙大勇一家人的日子照旧过得风生水起，而我，这个握着判决书的“胜诉者”，却成了左邻右舍茶余饭后偶尔提及的笑柄。
直到我在市政府官网公示的拟录用公务员名单里，看到了“孙浩”这个名字，后面紧跟着的报考单位是“市委政策研究室”。
那一刻，我枯坐良久，然后从书柜最深处，翻出了那个边缘已经磨损的牛皮纸袋。
我知道，我等待了五年的时机，或许终于来了。
那是夏末秋初的一个傍晚，空气里还残留着白日的暑气，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
我刚把车停进老旧小区里那个总是需要小心翼翼才能挤进去的车位，就听见旁边孙家院子里传来阵阵喧哗和笑声。
“老孙，你家浩子这回可真是鲤鱼跳龙门了！市委啊，那可是大机关！”
“哎呀，李姐你可别这么夸他，孩子就是运气好，自己瞎用功。”
孙大勇那故作谦虚却难掩得意的嗓音，我隔着墙都能分辨出来。
这声音在过去五年里，伴随过他的推诿、敷衍乃至最后的恶语相向，我太熟悉了。
我没有出声，低头锁好车，拎着公文包准备上楼。
刚到单元门口，就和端着果盘出来的孙大勇妻子赵金花打了个照面。
她脸上那灿烂的笑容在看到我时明显僵了一下，随即又更加热情地绽开，几乎有些突兀地把果盘往我面前递。
“小陈回来啦？快，尝尝这葡萄，可甜了！沾沾我们家浩子的喜气！”
她不由分说地拽下一大串塞到我手里，嗓门亮得整栋楼都能听见。
“我们家浩子，考上市委政策研究室了，今天刚公示！以后咱们这片儿，也算是出了个人物了！”
市委政策研究室。
这几个字像几颗冰冷的石子投入我心湖，激起的不是涟漪，而是压抑已久的波澜。
我看着手里紫得发黑的葡萄，它们饱满圆润，却让我莫名想起五年前我那辆车被撞后凹陷的车门，以及玻璃碎裂的刺耳声响。
“那真是恭喜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淡地响起，听不出什么情绪。
“同喜同喜！都是老邻居，以后有啥事，能帮上忙的尽管开口！”赵金花拍着胸脯，仿佛她儿子明天就能手握重权。
我没再搭话，拿着那串葡萄转身上了楼。
楼道里老旧的声控灯随着我的脚步声依次亮起，又在身后依次熄灭，像在为我这段晦暗的旅程打着节拍。
回到家，我把葡萄扔进了厨房的垃圾桶，然后径直走进书房。
那个牛皮纸袋被我拿出来，放在书桌上。
最上面是一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复印件，案号是（2018）东民初字第0857号。
判决内容明确：被告孙大勇赔偿原告陈默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柒万伍仟元整。
落款日期是五年前的九月。
五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
我从一个初入社会的毛头小子，变成了公司里一个沉默寡言、埋头做事的项目组长。
这七万五千块钱，我不是没有追讨过。
最初几个月，孙大勇还会接电话，在电话那头唉声叹气，说着“最近手头实在太紧，兄弟你再宽限几天，下个月一定”。
后来，“下个月”变成了“下季度”，再后来，电话无人接听，微信消息石沉大海。
我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穿着制服的执行法官来过两次，一次是白天，一次是晚上突击。
孙家那两室一厅的老房子里，除了一些样式过时的旧家具和电器，确实没什么值钱东西可供查封。
孙大勇名下的几张银行卡，余额长期在几百块钱徘徊。
他每天开着一辆快要报废的银色面包车，在车站、酒店附近拉些零散客人，收的都是现金，收入根本无从查证。
他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可怜人”，一个即便法院想帮我也无从下手的“穷光蛋”。
但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他儿子孙浩读的是本地学费不菲的私立高中，赵金花手腕上那明晃晃的金镯子，隔段时间就能换个新款式。
他们不是没有钱，他们只是觉得我拿他们无可奈何，觉得时间能拖垮我的耐心，让这笔债不了了之。
“默哥，算了吧，为这点钱跟这种人耗着，不值当，还影响心情。”有朋友这么劝过我。
“小陈啊，远亲不如近邻，大家住在一起，以和为贵嘛。老孙他跑车收入也不稳定，不容易。”社区那位和事佬主任也语重心长地做过“思想工作”。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真的动摇了。
也许他们说得对，跟一个滚刀肉似的无赖较劲，除了让自己憋一肚子火，好像没什么实际好处。
我甚至想过，就当这七万五丢了，或者当作捐了，图个清静。
可是，每当我看到孙大勇一家红光满面地从我面前走过，听到他们在院子里高谈阔论孙浩又考了第几名、将来如何有出息时，那种被愚弄、被轻视的感觉，就像细密的针尖，反复刺扎着我的神经。
我凭什么要算了？
犯错的是他，承担后果的也应该首先是他。
为什么到头来，需要“大度”、需要“退一步”的人，反而成了我这个受害者？
我打开电脑，再次进入市政府官网的人事信息栏目。
那份公示名单依旧挂在那里，“孙浩”两个字在屏幕上显得有些刺眼。
公示期一共七天，今天是第二天。
公务员录用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道，叫做“政治审查”。
政审要审查的，不仅仅是拟录用者本人，其直系亲属的情况也是重点考察内容。
我清楚地记得相关条文：直系亲属如果有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尚未了结的，可能会对子女的政审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而孙大勇，因为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早在三年前就已经被依法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赖”。
这个标签，之前对他而言不痛不痒，但现在，它很可能成为他儿子前途上的一道致命裂痕。
我拿起手机，翻出一个很久没有拨打的号码。
电话响了几声后被接起，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的男声。
“喂，陈默？真是稀客，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老周，咨询你个专业问题。”我开门见山，“公务员政审，如果父亲是失信被执行人，还没履行完义务，影响有多大？”
电话那头的周律师是我大学室友，现在在一家不错的律所执业。
他沉默了几秒，语气变得认真起来。
“影响可大可小，关键看招录单位的裁量标准和岗位性质。如果是普通岗位，或许还有解释和酌情考量的余地；但如果是市委政研室这种核心、敏感的部门，审查只会更严。原则上，直系亲属有这种‘老赖’记录，基本上是一票否决。怎么，你遇到这种情况了？”
“嗯，还是五年前那事儿。”我说。
“那个撞你车的邻居？他儿子考公了？”
“对，市委政研室，正在公示。”
周律师在电话那头轻轻吸了口气。
“这可真是……撞到枪口上了。你打算怎么办？这可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解决问题，用不好可能两败俱伤。”
我看着桌上那份泛黄的判决书复印件，慢慢地说。
“我没想伤谁，我只想要回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以及一个公道。他逃避了五年的代价，现在，可能到了该支付的时候了。”
02
结束和周律师的通话，窗外的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我没有开灯，就着电脑屏幕和窗外透进来的零星路灯光，打开了书桌上的打印机。
机器启动时轻微的嗡鸣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小心翼翼地将那份判决书原件从牛皮纸袋里取出，平整地放在扫描板上，按下了复印键。
打印机的激光头有规律地移动着，吐出微微发热的纸张。
一张，两张……清晰的黑字印在雪白的A4纸上，那些法律术语和数字，此刻仿佛带着某种沉甸甸的力量。
接着，我登录了“龙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在查询框里输入了孙大勇的身份证号码。
页面很快刷新，他的失信信息一览无余：姓名、身份证号、执行法院、案号、立案时间，以及那句最关键的话——“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我截取了完整的屏幕信息，同样打印出来。
然后，我将判决书复印件和失信信息截图，用订书机在左上角整齐地订在一起。
这就是一份完整的“证据组合”。
我没有停手，继续重复着操作。
打印机的出纸口，整齐的纸张不断堆积，渐渐有了厚度。
五十份。
当我数到第五十份时，终于停下了动作。
这一沓厚厚的复印件放在桌上，像一块坚硬的砖头。
做完这一切，我才感觉到肩膀有些僵硬，抬头看向窗外，东方天际已经泛起了浅浅的鱼肚白。
我竟然在书桌前坐了一整夜，但精神却异常清醒，甚至有一种久违的锐利感在血脉里流动。
过去五年，我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追赶的状态。
我要钱，他躲债；我寻求法律帮助，他玩消失、转移生活重心。
我就像一个手持合法武器的士兵，却总也打不中那个滑不溜丢的对手，空有一身力气无处使，只剩下深深的疲惫和无力。
但现在，情况似乎不同了。
我好像无意间发现了对手铠甲上的一道缝隙，一处他自己或许都未曾在意，却可能关乎要害的弱点。
我不再是被迫应战，而是可以主动选择战场——一个他无法躲避，且规则对我相对有利的战场。
我没有立刻行动。
公示期还有好几天，时间上绰绰有余。
我需要一个更稳妥的时机，也需要给自己，或者说，给这件事一个最后的回旋余地。
临近傍晚，我算着孙大勇差不多该收车回来，提前下楼，站在他那辆破面包车通常停靠的位置附近等着。
果然，没过多久，那辆熟悉的银色面包车晃晃悠悠地拐进了小区。
车停稳，孙大勇拎着一个塑料袋从驾驶室跳下来，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小曲。
看到我站在车旁，他明显愣了一下，脸上的轻松瞬间收敛了不少，但很快又挤出那种惯常的、带着点油滑的笑容。
“哟，小陈啊，站这儿等我呢？正好，我刚买了点熟食，晚上上来喝两杯？咱浩子这喜事，得庆祝庆祝！”
他晃了晃手里的塑料袋，一股卤菜的味道飘了出来。
“孙叔，”我没有接他的话茬，目光平静地看着他，“我来，还是想问问那七万五千块钱的事儿。五年了，您看什么时候能有个准信？”
孙大勇脸上的笑容像退潮一样迅速消失。
他拎袋子的手紧了紧，塑料摩擦发出窸窣的响声。
他左右瞥了一眼，发现附近没人，脸色立刻沉了下来，语气也变了。
“陈默，”他连名带姓地叫我，透着不耐，“你这人怎么回事？今天什么日子你不知道？非挑这时候来触霉头是吧？有没有点眼力见儿？”
“我只是想拿回法院判给我的钱。”我的语气没什么起伏。
“钱钱钱！你就认得钱！”孙大勇像是被点燃的炮仗，声音猛地拔高，“我跟你说了八百遍了，我没钱！我要是有钱，我能开这破车？我能住这老破小？你把我逼死在这儿，那钱你也拿不到！”
又是这套说辞，五年间我听了无数遍，台词都差不多。
“您没钱？”我向前走了一小步，拉近了点距离，眼睛看着他，“孙浩读私立高中，一年光学费就好几万，哪来的？赵阿姨手上那金镯子，我看着都沉，又是哪来的？孙叔，咱们都是明白人，没必要演这些，对吧？”
被我直接点破，孙大勇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眼神有些躲闪，但嘴还是硬的。
“那……那是我儿子争气，拿的奖学金！你金花阿姨的镯子，那是她娘家祖传的！跟你有啥关系？我告诉你陈默，你别蹬鼻子上脸！为了那点钱，跟个讨债鬼似的天天缠着，有意思吗？”
“七万五千块，不是‘那点钱’。”我的声音冷了下来。
“那是我参加工作头两年，加班加点，一分一分攒下来的。你儿子前途重要，我的血汗钱就可以随便赖掉？”
“你……”孙大勇被我噎住，恼羞成怒之下，竟把手里的熟食袋子狠狠摔在了地上，油渍溅开。
他指着我的鼻子，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
“我告诉你，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再跟我提这茬，信不信我让你在这片儿混不下去！”
塑料袋里的卤菜滚了出来，沾满了灰尘。
孙大勇的叫骂在空旷的楼下显得格外刺耳，充满了蛮横无理的味道。
我看着他因为激动而扭曲的面孔，心里最后一丝犹豫也消失了。
我没有生气，反而觉得有点可笑。
“行，你的话我记住了。”我点了点头，不再多说一个字，转身就朝单元门走去。
身后传来孙大勇更加不堪入耳的咒骂，什么“书呆子”、“不通人情”、“白眼狼”之类的词汇夹杂在傍晚的风里。
我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脚步。
我知道，我给过机会了。
是他自己，亲手、决绝地把这最后的机会给扔掉了。
回到家，我把那五十份复印件仔细地整理好，放进一个平时出差用的黑色公文包里。
然后，我从衣柜里拿出那套只有在重要会议时才穿的深灰色西装，仔细熨烫平整，穿上，打好领带。
镜子里的男人，眼神平静却带着一股决绝，下颌线绷得有些紧。
像一个即将走入特定战场的士兵，只不过，我的武器是法律文书，我的战场在规则之内。
明天，周一，是政府部门正式上班的日子。
孙浩，孙大勇，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这份迟到了五年的“问候”，恐怕要比你们想象中，更不好接。
03
周一的清晨，阳光很好，天空蓝得没有一丝云彩。
我特意向公司请了一天年假，早上八点四十，准时出现在了市委大院门口。
和想象中有些不同，大院门口虽然庄重，但并不显得特别森严。
岗亭里一位中年保安正在低头看着什么。
我整理了一下西装下摆，走上前，客气地询问。
“师傅您好，打扰一下。请问负责咱们这儿新录用公务员政审相关工作的部门，该怎么走？”
保安抬起头，扶了扶帽子，打量了我一眼。
看我衣着正式，态度礼貌，他语气也和缓了些。
“政审啊，那是组织部的事儿。进大门，主楼进去左拐，上二楼，看到‘干部监督科’的牌子就是。不过这会儿刚上班，你可能得等会儿。”
“好的，太谢谢您了。”我道了谢，拎着公文包走进了大院。
主楼大厅宽敞明亮，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映出匆匆走过的身影。
我按照指引上了二楼，很容易就找到了“干部监督科”。
深色的木门关着，里面很安静。
我没有贸然敲门，而是走到走廊尽头靠窗的公共休息区，找了张椅子坐下。
我需要等待，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时机。
直接冲进去显得莽撞，在门口徘徊又容易引人怀疑。
最好的方式，就是像一个正常前来办事或反映情况的人，从容、镇定。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临近九点，走廊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大多是拿着文件或端着水杯的机关工作人员，步履匆匆，神色专注。
九点过五分，干部监督科的门从里面打开了，一个看起来三十五六岁、戴着细框眼镜的男人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个保温杯，似乎要去打水。
他看到了坐在休息区的我，脚步微微顿了一下，目光带着询问。
我立刻站起身，迎上前去。
“您好，请问是干部监督科的领导吗？我有一些情况想向组织反映。”
他扶了扶眼镜，脸上露出职业性的审慎表情。
“我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姓吴。您有什么事？”
“吴科长您好。”我用了敬称，同时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份装订好的材料，双手递了过去。
“是关于这次市委政研室拟录用人员孙浩同志的政审问题。我这里有一些相关材料，可能需要向组织说明一下。”
听到“孙浩”和“政审”这两个关键词，吴科长的眼神明显锐利了几分。
他没有立刻接材料，而是侧身示意。
“我们到办公室谈吧，这里不太方便。”
他把我领进了旁边的一间小型会客室，关上门，示意我坐下，又给我倒了杯温水，然后才在我对面落座，表情严肃而专注。
“您请说，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叫陈默，是孙浩父亲孙大勇的债权人。”我开门见山，将那份材料推到他面前的茶几上。
“五年前，孙大勇驾车发生交通事故，撞坏了我的车辆。经法院判决，他需要赔偿我各项损失共计七万五千元。但判决生效至今已五年，孙大勇一直拒不履行。法院已经依法将其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是判决书复印件，这是他在执行信息公开网上的失信记录截图。”
吴科长没有说话，拿起那份材料，低头仔细看了起来。
他的阅读速度很快，但看得很认真，手指偶尔在关键的案号、金额和“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那行字上轻轻点过。
会客室里非常安静，只有纸张翻动的细微声响，以及窗外隐约传来的城市背景音。
我耐心地等待着，没有催促。
我知道，这些白纸黑字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即将进入市委核心部门的年轻人及其家庭来说，这无疑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大约过了三四分钟，吴科长才放下材料，抬起头，目光沉静地看向我。
“陈先生，首先感谢您向我们反映情况。作为组织部门，我们对拟录用人员的审查确实包括直系亲属的情况。有几个问题，我需要向您核实一下。”
“您请讲。”
“第一，您提供的这份判决书和失信信息，真实性您能完全保证吗？是否有原件可供核对？”
“绝对真实。”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判决书原件我今天也带来了，您可以随时核对。失信信息截图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官方网站，输入孙大勇的身份证号即可实时查询验证。”
吴科长微微点头。
“第二，除了这笔债务纠纷，您和孙大勇一家，是否存在其他个人恩怨或者矛盾？换句话说，您今天来反映情况，主要是出于债权诉求，还是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这个问题很关键，也很专业。他需要判断我反映情况的动机，排除恶意举报或私人报复的可能性。
“没有其他恩怨。”我坦然地迎着他的目光。
“我们就是普通的邻居关系，在此之前交集很少。我今天来，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借助组织的力量，或者说，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拿回我应得的赔偿。五年来，我尝试过协商、催讨，也申请了法院强制执行，但效果甚微。孙大勇一家具备履行能力却恶意逃避，这种行为本身，我认为也值得组织在考察其家庭成员时予以审慎评估。”
我的话清晰、冷静，既表明了核心诉求，也把问题提升到了个人诚信和家庭影响的层面。
吴科长再次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略微缓和，但依然严肃。
“陈先生，您反映的情况我们收到了，也很重视。按照程序，我们会立刻启动相关核查工作。包括联系审理此案的法院核实判决及执行情况，也可能需要到你们所在的社区进行必要的走访了解。希望您能留下联系方式，在核查期间，我们可能需要您配合提供一些信息。”
“没问题，这是我的手机号码。”我报出了一串数字。
吴科长记录下来，然后目光似乎无意地扫过我放在腿边的、看起来有些沉的公文包。
“另外，陈先生，您包里……似乎还有不少材料？”
我坦然地将公文包拉开一些，露出里面厚厚一摞整齐的复印件。
“是的。”我语气平静，“我复印了五十份。我原来的想法是，如果在这里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问题被搁置，我可能会向市纪委、市委督查室等部门继续反映，或者采取其他合法方式，让此事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我说这话时，没有威胁的意思，更像是在陈述一个备选方案，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决心。
吴科长的眼神几不可察地闪烁了一下。
他再次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似乎多了一丝复杂的意味，或许是没料到我会准备得如此充分，态度如此坚决。
“陈先生，请您相信组织，相信程序。”他站起身，语气郑重，“您今天反映的情况，干部监督科会依法依规、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些材料，”他指了指我带来的那一份，“这一份留给我们即可。其他的，还请您妥善保管，相信不需要用到它们。”
我也站了起来，伸出手。
“我明白，也相信组织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吴科长握了握我的手，他的手干燥有力。
“那今天先这样。有进展或需要您配合的，我们会及时联系您。”
“好的，麻烦吴科长了。”
走出市委大院的主楼，阳光毫无遮拦地洒下来，初秋的上午已经有了些许暖意。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庄重肃穆的建筑，心里那块压了五年的大石头，似乎松动了一丝缝隙。
我当然不会天真地认为事情到此就解决了，但我知道，我已经成功地将一颗必须被正视的“问题”，摆在了它应该被摆上的台面。
接下来，我能做的，就是等待。
等待程序启动，等待反馈，也等待对方可能做出的反应。
我知道，真正的博弈，或许才刚刚开始。
04
对方的反应来得比我预想的要快，也要激烈得多。
周二下午，我正在公司处理一个棘手的项目数据，手机突然在桌面上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的名字是“赵金花”。
我按了静音，没有理会。
电话自动挂断后，几乎没有任何间隔，又立刻响了起来。
如此反复了四五次，见我始终不接，手机开始被微信消息连续轰炸。
“陈默！你还是不是人！你安的什么心啊！”
“我们家浩子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这样害他！他好不容易考上的！”
“赶紧去组织部把你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撤回来！不然我跟你没完！”
“我求你了陈默，看在我们多年邻居的份上，你高抬贵手行不行？那钱我们一定还！马上还！”
看到最后那条带着哀求语气的信息，我心里并没有什么快意，反而觉得有些讽刺。
五年，一千八百多天，他们有无数次机会可以“马上还”，却选择了拖延、欺骗乃至辱骂。
直到现在，察觉到真正的威胁迫近，才想起来求饶。
这种基于恐惧和利益的“妥协”，毫无诚意可言。
我没有回复任何一个字，直接将手机调成了勿扰模式，继续专注于眼前的工作。
我知道，这只是第一波情绪宣泄，真正的压力和手段肯定还在后面。
果然，晚上七点多，我加完班回到家，刚走到单元楼门口，就被两个人堵住了去路。
正是孙大勇和赵金花。
短短一天多不见，孙大勇像是变了个人，胡子拉碴，眼窝深陷，眼睛里布满红血丝，几天前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气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焦躁和一种濒临崩溃的惶恐。
赵金花则完全是一副崩溃的模样，头发凌乱，眼睛红肿，脸上泪痕未干，一看到我，就像看到了救命稻草，又像是看到了仇人，情绪激动地就要扑上来。
“陈默！你回来得正好！你今天必须给我们家一个说法！”
赵金花的声音嘶哑尖利，在安静的傍晚格外刺耳。
“你这个黑心肝的！你去组织部胡说八道什么了？今天下午就有两个穿制服的人到家里来，问东问西，问老孙欠钱的事，整个院子的人都看见了！我们家的脸都让你丢光了！浩子的前程要是毁了，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她一边哭嚎，一边挥舞着手臂，被孙大勇从后面死死拽住。
孙大勇的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他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里混杂着强烈的愤怒、难以掩饰的恐惧，还有一丝近乎卑微的乞求。
“陈默，”他开口，声音干涩沙哑，像是砂纸摩擦，“我们认栽，行不行？钱，我们想办法给你凑。求求你，去跟组织上的领导解释一下，说都是误会，说我们已经还钱了，行不行？浩子不能因为这个事被刷下来啊！”
“误会？”我停下脚步，看着他们，“判决书是误会？法院的失信名单是误会？孙叔，昨天在楼下，您可不是这个态度。您不是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吗？怎么，今天这‘命’，又打算留着了？”
我的话像一把冰冷的刀子，精准地戳破了他们虚张声势的气球，也戳中了他们最恐惧的痛点。
孙大勇的脸一阵扭曲，嘴唇哆嗦着，半天憋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赵金花见哀求似乎无效，瞬间又切换成了撒泼模式。
“你别以为你这样就能得意！我告诉你，我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要是把我们逼急了，我天天去你公司闹，去你门口坐着，我看你还怎么上班！我看谁怕谁！”
“可以啊。”我平静地看着她，语气甚至没什么波澜。
“您可以去试试。看看是一个拿着法院判决和失信记录依法维权的债权人影响大，还是一个‘老赖’的家属在公共场合无理取闹影响大。另外，不妨告诉您，我去市委那天，同样内容的材料，我也给市纪委的信访渠道寄送了一份备案。您要是想把事情闹得人尽皆知，我其实并不介意，反而可能省了我不少事。”
“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