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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颖:赵忠祥曾跟我发生关系多年,他有特殊癖好,令我身心都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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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月亮

编辑| 王红

初审|文瑞

《——【·前言·】——》

有些事,法院已经判了,可人心里的官司,永远没有散庭的那一天。

2005年,北京二中院一纸终审裁定,给这场拖了将近两年的官司画上了句号。

可你去网上搜一搜,二十年后的今天,只要打出赵忠祥三个字,这件事照样排在前头。

法律说完的话,舆论还没说完。

这才是这件事真正让人细思极恐的地方。

国嘴的黄金时代

先说说赵忠祥是谁。

1959年,他17岁,走进了北京电视台的大门。


那一年,这个台刚刚成立没多久,全北京能看到电视信号的家庭,屈指可数。

赵忠祥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位男播音员,也是《新闻联播》第一个出镜的播报员。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他之前,荧幕上站着的是女播音员沈力,他往那一站,历史就跟着翻了一页。

这份工作,他一干就是几十年。

1979年1月,他跟着邓小平的访问团飞去了美国。

卡特总统在白宫见了他,接受了他的采访。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走进白宫。

那一年他37岁,这件事后来被反复提起,成了他履历里最亮的一笔。


回国之后,赵忠祥的位置越坐越稳。

1981年,他开始主持《动物世界》。

那个声音——低沉、浑厚,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磁性——就这样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耳朵。

很多人小时候坐在电视机前,不是因为喜欢看动物,就是喜欢听那个声音。

动物在屏幕上跑,他的声音在耳边绕,这个组合太经典,经典到很难被替代。

1984年,他站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从此一站就是13届。

想象一下那个年代的除夕夜:一家人守在电视机旁,年夜饭刚撤,锅里的汤还没凉,春晚的片头曲一响,赵忠祥的脸出现在屏幕上。

对很多人来说,他就是那个年代"过年"这两个字的具体模样。

1999年的春晚,赵本山和宋丹丹演了个小品,宋丹丹说了一句话:"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那一刻全场笑翻,但这个梗能成立,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这个人的名字,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分量太重了。

他还出了书,写文章,参加各类节目,书法、收藏,退休后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2019年10月,他被评为"70年70人·杰出演播艺术家"。

这是整个行业对他几十年付出的正式盖章。

那时候没人知道,他生命最后的时钟,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格。

2019年底,他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一查,癌症,已经扩散了。

他没有对外声张,配合治疗,让家人保持平静。

倪萍去医院看过他,老搭档坐在病床边,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2020年1月16日早上7点半,他在北京世纪坛医院停止了呼吸,享年78岁。

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

生卒同月同日,这个巧合,本身就像是一个命运设好的句号。

消息出来,网上铺天盖地。

有人悼念,有人缅怀,也有人,第一时间翻出了那件事。


那件事,就是饶颖。

纠纷起源与公开指控

饶颖,2004 年接受采访时 39 岁,医生。

她自称曾在央视做过保健医生,这一身份未见央视方面确认。

1996年,她和赵忠祥在央视相识。

后来她的说法是:两人关系逐渐升温,发展成了一段持续七年的婚外情。

这段关系到底是什么性质,双方说法从一开始就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版本。

这里有必要说清楚一点:本文基于媒体公开报道呈现事实层面的记录,不对任何一方的陈述作是非评判。

双方都说了很多,都有自己的逻辑,但两套逻辑之间的空隙,外人永远填不满。

2004年,饶颖把赵忠祥告上了法庭。

她提出了两项诉求:一是人身损害赔偿,金额一万元;二是欠款纠纷,金额3800元,她说那是赵忠祥欠她的治疗费。

这两个数字放在今天看,小得出奇。

可当时让这件事炸开锅的,不是钱的多少,而是她同时拿出来的两件东西——一张欠条,还有几段录音。

欠条上写着赵忠祥的名字,金额对应治疗费。

录音的内容,当时媒体没有完整放出,但"欠条加录音"这个组合,已经足够让所有人的神经绷紧。

一名女医生起诉著名央视主持人赵忠祥,指控其欠款并对其造成人身伤害,同时称拥有录音、证人等证据。

这是这件事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级媒体的英文报道里。

赵忠祥的回应,立场从没动摇过:全部否认。

否认欠条是他写的,否认录音对应的说法,否认一切指控。

他这边请了代理律师,律师叫王富。

两边这么一对立,消息就彻底压不住了。

那时候没有微博,没有短视频,可这件事照样传遍了全国。

靠的就是报纸和门户网站。

每天一篇跟进,今天是饶颖这边的陈述,明天是赵忠祥一方的回应,你来我往,读者跟着节奏走,心里悬着,等一个结果。

前一晚,网上出现了饶颖剃光头发的照片,她剃去全部青丝,戴着眼镜,像要出家的模样。

记者打电话过去问她,她说不管这两场官司输赢,她都打算去寺院待一段时间。

"什么爱情、什么钱,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 这话当时传出去,读者心里多了一层什么,说不清楚,但就是会多想。

2004年5月13日,双方律师分别前往丰台区人民法院,领取了管辖异议裁定书。

原定当日的开庭,没能如期进行。

案件被拆成两条线。

人身损害这条线,2004 年 7 月 9 日二中院先裁定撤销丰台法院的管辖裁定、发回重审;10 月 27 日丰台法院以程序理由裁定驳回起诉;饶颖上诉,2005 年 1 月 18 日被终审驳回。

欠款这条线,则在 2004 年 11 月由她主动撤诉。

这时候全国人都在等,等法院给一个清清楚楚的答案。

可最后等来的,和大多数人心里预想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庭审进程与证据困局

真正想看懂这件事,不能只盯着网上那些碎片化的说法。

要去看庭审里发生了什么。

饶颖起诉的核心,始终是两件东西:那张欠条,和那几段录音。

在很多人看来,这两件东西加在一起,就是"实锤"。

可事情到了法庭上,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先说欠条。

赵忠祥一方的律师当庭提出异议,明确否认欠条出自赵忠祥本人之手,并随即申请了笔迹鉴定。

这一步很关键,因为欠条上写没写赵忠祥的名字是一回事,但这个名字是不是他本人写的,是另一回事。

鉴定结果出来了,出人意料——这份欠条,不具备出具鉴定结论的条件。

什么意思?就是说,鉴定机构看完这份材料,给不出"是"或者"不是"的结论。

技术层面的原因,外人很难拆解清楚,但结果就是这样:欠条的落款字迹,到底是不是赵忠祥写的,无法确认。

既然无法确认,这张欠条作为证据,效力就塌了。

再说录音。

饶颖这边希望通过司法鉴定,确认录音里的声音是赵忠祥本人,以此坐实录音内容的指向。

这个申请,被法院驳回了。

据当时的报道,法院未准许录音鉴定申请;随后丰台法院以程序理由驳回起诉,录音的真实性始终没有进入实体审查。

证据不是想补就能补的,法律有它自己的节奏。

录音是饶颖手里最有冲击力的材料,可它偏偏在法庭上卡住了,没有办法通过鉴定程序来补强效力。

录音的真实性、录音里说了什么、那个声音到底是不是赵忠祥,这些在法律层面全部悬在空中,落不了地。

两份核心材料,一份鉴定不出结论,一份鉴定申请没被准许,证据链从中间断掉了,拼不出完整的闭环。

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背景——早在2003年,饶颖就已经就相关事由起诉过一次,结果是诉求被驳回,上诉也没能翻盘。

民事诉讼有一个基本原则叫"一事不再理",同一件事不能反复起诉。

所以2004年再次递状时,人身损害这部分,从程序上就碰了壁。

走到这里,这场官司的结局,已经基本成型。

饶颖就欠款纠纷部分,主动撤诉。

她说得很直白:继续在诉讼程序里耗下去,很难再有新的突破。

这句话,其实已经是某种程度上的认输。

但她的撤诉,不代表她认为自己说的是假话。

这两件事,在法律上是完全分开的两件事。

终审收尾与那张裁定书的边界

2005年1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人身损害赔偿上诉案,作出终审裁定。

裁定的内容是:驳回上诉,维持原驳回起诉的裁定。

诉讼费,由饶颖承担。

这就是这场官司的结局。

干净,利落,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反转。

可很多人看完这个结果,心里憋着一口气,出不来。

因为大家等的不是这个。

大家等的是一个清清楚楚的"谁撒谎了"——可法院没有给。

这里有一点,一定要说透。

法院驳回了饶颖的诉求,但这不等于法院认定饶颖在撒谎。

这两件事,本质上是两回事。

民事诉讼的逻辑很简单,也很冷静:你说了一件事,你有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来支撑它?有,法院认;没有,法院不认。

法院不认,不代表那件事没发生过,只代表你在法律层面没有证明它发生过。

欠条鉴定不出结论,录音申请未获准许,2003年的诉讼又产生了程序障碍,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才有了最终的驳回。

法律是在评判证据,不是在评判真相。

可问题是,大众不这么想。

大众看到的,是赵忠祥"赢了",饶颖"输了",然后很多人顺着这个逻辑走到了下一步:所以饶颖是在说谎,所以这件事是炒作,所以赵忠祥是被冤枉的。

这个推理链条,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但在舆论里,几乎无法被纠正。

另一边,还有一批人,从始至终就没打算相信裁定书。

他们觉得法律程序有漏洞,觉得欠条鉴定不出来本身就说明问题,觉得录音申请没被准许是因为别的原因。

这些疑问,法院没有解答,因为法院的职责不是解答舆论的疑问。

两拨人,各自坚持,谁也说服不了谁。

从法律意义上看,2005年1月这张裁定书,是这件事的终点。

可从舆论意义上看,它什么都没有结束。

流言的长尾与声誉的代价

官司结束之后,两个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赵忠祥继续在公众视野里出现,参加综艺节目,给《动物世界》配音,写文章,玩收藏,书法字画,日子过得并不低调。

他后来在自己的文字里,提到过这段往事,立场一如既往地明确,从未松动过。

饶颖那边,撤诉之后,热度慢慢散去,渐渐从媒体视野里消失。

后来几乎再也看不到她的消息,像从公众视野里彻底退出去了一样。

一个继续站在聚光灯下,一个归于沉寂。

照常理,时间应该把这件事冲淡的。

可事实是,冲淡了又如何?

今天你去搜赵忠祥,第一批出来的关联词,仍然有这件事。

二十多年了,这个标签还贴在他的名字上。

对于已经去世的他,这个现象已经没有任何伤害可言。

可从这件事里提炼出来的那个逻辑——流言的生命周期,永远比司法裁定长——却依然有效,依然在生效。

流言最狡猾的地方,就是它不需要证据。

它只需要冲击力,只需要足够抓眼球的说法,只需要在第一时间占领大多数人的感受。

一旦占领,就很难清场。

辟谣需要证据,需要逻辑,需要人愿意停下来看清楚。

可大多数人不会停下来,他们记住的,是当年那个让他们震惊的版本。

2004年那会儿,信息还是单向流动的。

媒体在上面说,大家在下面听。


一篇报道出来,你没办法立刻评论,没办法转发,没办法拉着别人一起讨论。

就算这样,这件事还是传遍了全国,靠的就是人传人,口口相传,这个告诉那个,那个再告诉另一个。

换到今天,这件事发生的结果,会是另一种量级的震动。

一条微博,几秒钟,全网皆知。

赵忠祥还没来得及发声明,热搜已经挂上去了。

评论区里几百万条留言,愤怒的、怀疑的、站队的、起哄的,混成一锅,谁也说不清哪句话是真相,哪句话是情绪。

工具换了,但结构没变。

有情绪的故事,永远跑得比冷静的文书快。


这一点从2004年到今天,没有任何改变。

这件事,还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公众人物的名誉,到底靠什么保护?

法律给了一个答案,可这个答案只在法庭里有用。

走出法庭,名誉的修复,要靠时间,靠持续的正面形象建立,靠公众记忆的自然替换。

可自然替换的速度,永远慢于负面信息的传播速度。

这就是这道题最难解的地方。

赵忠祥后来在节目里出现,笑着,聊着,配着音,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也许对他来说,真的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也许他早就想通了:这件事已经判了,自己问心无愧,剩下的,不在他能控制的范围里。


可他控制不了的,不只是舆论。

2020年1月16日,78岁,同生日去世。

儿子赵方在微博上发出那条公告,配了一张照片,简短,克制,说父亲一生热爱事业,感谢观众和家人。

网上随即分成了两种声音。

一种是悼念,是怀念,是那个声音带走了的一整个时代。

另一种,是翻出来的旧账,是再次被提起的饶颖,是"他到底有没有做过那些事"的老问题,配上了新的评论。

两种声音,都没有错。

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伟大的播音员,也可以同时是某段争议的当事人。


这两件事不互相排斥,只是我们习惯了只选其中一个来记住。

这件事最深处的真相是什么,恐怕永远没有答案。

两个当事人,一个离世,一个沉默。

外人站在二十年后往回看,能看到的,只是那些已经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东西:一纸起诉书,两份证据,一个驳回,一份终审裁定。

法律说完了它该说的。

可那些带着情绪、带着立场、带着各自预判走进这件事的人们,从来没有说完。

这也许是这件事留给我们最值得想的东西,不是赵忠祥和饶颖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当一件事的法律结论和公众判断之间出现了裂缝,那条裂缝,靠什么才能弥合?


二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