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羞布终究被扯下了,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曾直言:中国的数学水平落后美国足足80多年,大致相当于美国上世纪40年代的水准。
2024年4月30日,丘成桐走进华中科技大学,讲中国数学的现状,他从美国学生赴欧洲求学讲起,讲到伯克霍夫在美国本土做出成果,再讲到欧洲数学家陆续赴美。
讲完这段历史,他给了一个很重的判断,中国数学当时还没达到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传开以后,这话被概括成了“落后80多年”。
到了2026年7月,王虹和邓煜又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拿到了菲尔兹奖,两件事放在一起,倒把一个问题说清楚了,中国学生已经能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国内有多少地方能让这样的研究持续做下去。
我读到“80多年”,先想到的是这笔账怎么算,1940年代的美国有一批能开辟研究方向的学者,丘成桐拿这段历史作参照,有他看重的东西。
可把两个年代一减,就说中国数学各个方向都落后了80多年,话就说过了,基础数学里,几何,数论,偏微分方程各有各的进展。
有的研究团队已经在解决同行公认的难题,有的方向连能长期带学生的人都很难找,把差别压成一个数字,说起来痛快,真要决定钱投哪里,人往哪儿培养,还是得挨个看。
美国当年怎么把人留下来,也值得细看,1933年,外尔和冯·诺依曼加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到那学年开学,研究院有5名教研人员,还有20多位访问学者。
我更在意这20多位访客,一个人做出新结果,有人能当面追问证明里的疑点,有人回去试试能不能用在别的问题上,时间长了,一项成果才有机会带出一批后续研究。
今天谈引进人才,如果忙着数请来了多少人,却很少问他们能不能经常碰面,愿不愿意一起带学生,花了钱也很难知道研究条件究竟改善了多少。
王虹和邓煜同届获奖,我愿意连着他们的求学经历一块看,两人都在北大读过书,后来分别在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王虹本科入学时学的是地球与空间科学,第二年才转到数学科学学院,邓煜进北大前已经拿过国际奥数金牌,光是这两段经历,就值得学校琢磨。
有人早早显出数学特长,也有人多学了一年,才弄清自己真正愿意钻研什么,给前一种学生足够的挑战,也给后一种学生改专业,找老师的机会,人才培养才有更多可能。
我还想把竞赛和做研究的区别说得实在一点,国际奥数考2天,每天4个半小时做3道题,题目难,能在规定时间里写出严谨证明,确实见功夫。
可进了研究室,耗掉几个月的,有时是连问题该怎么问都没定下来,王虹和约书亚·扎尔攻克三维挂谷猜想,靠的是把不同尺度下的几何关系一点点理清。
学生平时如果只练习把答案交上去,第一次遇到几个月交不出东西的日子,难免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导师能不能陪他把问题再想一遍,这时候比催交一份进度表管用得多。
说到考核,我会看一个很实际的地方,青年教师聘期快到了,手里有个重要问题刚做出一点进展,评审肯不肯请熟悉这个方向的同行,把结果认真看完?有时,一条看似可行的路被证明走不通,后面的人就能少做几年重复的功。
这样的工作值多少,光看论文篇数很难知道,学校当然要问钱花得怎么样,研究有没有进展,把问题问细一些,弄清他已经证出了什么,还有哪处难点悬着,比规定每年必须交几篇更能说明他的工作做到了哪一步。
清华求真书院安排了8年本博贯通培养,其中有2年专门做科研训练,我关心的是,这类安排能不能逐渐惠及更多普通院系。
年轻人要有机会参加讨论班,有条件到别的学校找同行,也要有一段收入和职位相对稳定的时间,敢于选一个短期交不出成果的题目。
少数学生走得很远,值得高兴,更多人能在不同学校得到这些条件,才关系到中国数学整体能走多远,再回头看丘成桐提出的“美国上世纪40年代”,这场争论值得留下的是一套更具体的判断。
一个国家的基础数学发展到什么程度,要看它能否长期培养研究者,能否在多个方向提出重要问题,也要看这些成果是否持续得到同行检验和使用。
把教育,科研支持和学术评价这几件事做好,中国数学的进步就能用一项项实际成果来衡量。
信源:
新华网 ——《中国数学家邓煜、王虹获得菲尔兹奖》2026.7.24
新华网 ——《中国籍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2026.7.24
央广网 ——《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的菲尔兹奖"含金量"有多高?》2026.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