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前,为什么先离开了朝堂?
这不是一句书斋里凭空生出的豪言。它背后,是一场试图改变北宋官场、却很快遭遇挫折的改革。
1043年,宋仁宗召用范仲淹等人议政。当时北宋面临边防与财政压力,朝廷也意识到,官员选用和地方治理不能一直照旧。
范仲淹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把目光投向官员怎样升迁、亲属怎样入仕、地方官怎样选任。问题听起来很“办公室”,影响却不只在办公室。
比如官员升迁:如果主要看年资,做得好不好,未必能及时拉开差距。范仲淹希望考察实际表现,让能做事的人有机会升迁,也让不称职者受到约束。
再比如恩荫。官员亲属凭家族身份获得入仕机会,是当时制度的一部分。新政试图加以限制,减少只靠身份进入仕途的机会。这触及的不是一两个人的面子,而是许多官宦家庭对前途的期待。
范仲淹也关心农事和徭役。他知道,朝廷的法令最终要经过地方官落实;若负责执行的人不称职,纸上的惠政不一定能走到百姓家门口。但怎样考核才算公平,谁来担保判断可靠,改革者也很难一下子解决。
新法推行后,支持与反对的声音交织,围绕官员考核、恩荫以及“朋党”的争议越来越大。1045年,范仲淹等人相继离开朝廷,一些关键新法被撤销。庆历新政没有持续下去,但不能因此说它提出的问题都消失了。
离京后,范仲淹知邓州。1046年,他应友人滕子京之请写下《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在文末。
一个细节值得记住:他写岳阳楼时,并未因此文而到楼前实地游览。面对友人提供的图景,他把视线从一座楼,转向为官者应如何面对天下。
读这句话,不必把它当成万能的成功秘诀。范仲淹的主张未能完全实现,制度改革也不是靠一个人的品格就能完成。但那份“忧”,确实曾落到具体问题上:谁能做官,怎样考核,以及朝廷的承诺能不能兑现。
参考: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岳阳楼记》;《宋史·范仲淹传》。配图:故宫博物院藏范仲淹书法资料图、新华网花洲书院范仲淹画像资料图,后者为后人绘制,并非历史照片;图片使用权限以权利人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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