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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兵败的吴佩孚带着卫队逃到邓县,于学忠带着手下六个师长出门迎接,

1926年10月,兵败的吴佩孚带着卫队逃到邓县,于学忠带着手下六个师长出门迎接,态度一如以往,这让吴佩孚感动不已。

1926年10月,河南邓县,乡亲们看到城门外整整齐齐站满了士兵,这些人腰杆挺得笔直,每个人的军靴刷得锃光瓦亮,六个师长更是神态严肃,像是在等一位天大的贵人。

正当人们议论时,一支队伍晃晃悠悠地从土路尽头冒出来,这群人实在有点寒碜:破旧的军装,瘦弱的骡马,连领头的人都胡子拉碴。

可当这群人走到城门口时,原本站得笔直的六位师长齐刷刷地敬了个军礼,嘴里还高喊着“恭迎玉帅!”

那位骑瘦马的落魄者,正是曾经威震一方的吴佩孚,他曾是有二十万大军在握的“民国第一名将”,而此时他的部队只剩下四千人。

九个月前,吴佩孚还是湖北汀泗桥战场上的主帅,当时叶挺独立团带领北伐军突袭汀泗桥。为了稳住局势,吴佩孚亲自指挥,但北伐军的攻势愈发猛烈,毫不客气地将他的精心布置碾得一片狼藉。

汀泗桥失守后,吴佩孚退守贺胜桥,为了稳住士气,他亲自督战,甚至拎刀砍杀逃兵。

但很快,武昌城破,吴佩孚的军队一路败退,离开武汉后,吴佩孚一行人的日子比难民还难,粮草匮乏,士气低迷,更糟糕的是,原本那些称兄道弟的旧部好友,一个个对他避之不及。

他们一路风餐露宿,一直走到河南邓县,眼看走投无路,却迎来了老部下于学忠的热情接待。

于学忠当年在北洋军里就挺有名气,1917年宜昌败仗时,他不过是炮兵营里的一名普通军官,却能率部死守阵地。

吴佩孚恰好在宜昌巡视,看到这个山东汉子憨直肯干,于是破格将他提拔。

吴佩孚还特别核定26师的军饷,允许他们将节余用来改善伙食和补充装备,与其他军队相比,26师兵员不仅吃得好,练得更出色,于学忠也因此一直对他心存感激。

到了1926年,于学忠已经贵为一方大帅,驻扎邓县,他对吴佩孚的落魄早有耳闻,心里却没有一丝嫌弃,而是派人张罗接待事宜。

当吴佩孚抵达邓县时,于学忠不仅亲自带队出城迎接,还把自己辖区内最好的宅院腾了出来,吴佩孚一路上的劳累早已压得他透不过气,但热水澡和干净的住处稍稍抚慰了他疲惫的身心。

在浴室里,他用毛巾盖住脸,谁也不清楚,他是因为热水刺激落了泪,还是对久违的温情而感慨万千。

然而,于学忠部队内部并非一片和谐,第七师师长阎得胜直言这样的行为可能会连累大伙儿,阎得胜甚至公开讲:“送这玉帅就是送死!”

有人偷偷卖掉马料换钱,暗地里打算散伙跑路,军心不稳让队伍局势变得愈发复杂。

眼看情况不妙,吴佩孚主动提出了解决办法,他告诉于学忠,可以南下投奔四川的杨森,杨森欠他一份情,没准还能当做退路。

这番话显然是为于学忠着想,不想他继续为自己冒险,可事实上,于学忠早就在做出了决策,他指着地图上的豫东要塞,并画了一条箭头通往山海关的路线。

他的计划是巧妙从混战中突围,再以这一小股残军作为敲门砖投奔张作霖麾下。

吴佩孚明白了他的用意,最后两人约定协作,但也意味着分道扬镳,没过几天,于学忠带着小股部队向东出发,趁乱解散了一部分兵员,剩下的核心力量开始执行突围计划。

而吴佩孚则和几十名亲信转往四川,一方骑驴渐行渐远,另一方拖着疲惫的队伍像游民迁徙。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几个月后,于学忠反手便重新招揽旧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袭了冯玉祥部队,甚至还缴获了三万多条枪,直接充当了张作霖的助力。

他也以此得到张作霖的信任,正式跻身奉系核心圈,而吴佩孚辗转四川,虽始终未能东山再起,但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依然保全了清名。

1939年,吴佩孚病逝北平,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上,却有一个熟悉的名字——于学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