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创业者的终极考题:公司做大之后,你还能不能是自己公司的老板,这个时候就看出马斯克、扎克伯格这些人的厉害了
2026年10月,Meta向美国证交会提交了一份文件,里面藏着一个挺有意思的安排。
扎克伯格当时通过每股10票的B类股掌握着公司60.6%的投票权,但他只拥有约13%的经济权益。加州当时在讨论第40号提案,要对亿万富翁的净资产一次性征收5%的税。
扎克伯格需要卖股票缴税,可他要是卖普通股,投票权会缩水到53%。
于是他让董事会批了一类全新的C类股,没有投票权,每位股东按持股比例获发,他可以把这批C类股卖掉换现金,投票权纹丝不动。
同一周,马斯克在推动SpaceX和特斯拉合并,巴克莱的估算说合并后实体价值约3.5万亿美元,马斯克拿37%的股权,56%的投票权。
两件事隔着一片海湾,主角是硅谷最有钱的两个人,做的却是同一道题:公司做到万亿级别,怎么才能不当傀儡。
外界聊这个话题,习惯落在“创始人天才”“资本贪婪”这类道德叙事上。这套解读省事,但把真正值得看的东西遮住了。
美国资本市场从设计之初就有一个预设:公司做大,必然要一轮一轮融资,股权一轮一轮稀释,创始人最后要么被董事会换掉,要么变成只拿分红的吉祥物。
乔布斯1985年被自己请来的CEO赶走,就是这个逻辑的经典案例。这个故事被讲了几十年,以至于很多人把它当成了美国创业生态的“自然规律”。
可扎克伯格和马斯克干的这件事,恰恰是在说:规律是给没有工具的人准备的。
换个角度看,他们用的工具不是什么秘密。Meta的招股书里写得清清楚楚,B类股一股十票,扎克伯格持有99.7%的已发行B类股。
这套双层股权结构在2012年Meta上市之前就设计好了,硅谷的律师们管这个叫“创始人保护条款”。Google 2004年上市时就在用,后来Snap甚至发行了完全没有投票权的股票。
可这套东西有一个隐藏的代价:双层股权结构在IPO时能给公司带来估值溢价,但这个溢价大约六年后会消失,之后这类公司的估值反而会低于同股同权的公司。
机构投资者理事会和一堆养老金基金常年骂这个结构,说它剥夺了普通股东的话语权。骂归骂,扎克伯格在2016年想搞无投票权股票时被股东告过一次,公司当时缩了。
十年后他再来一次,这次没人拦得住。区别在哪?Meta的AI资本开支从2025年的722亿涨到了2026年指引的1350到1450亿,公司烧钱的速度快到股东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跟CEO翻脸。
马斯克那条线更野,他在SpaceX的持股是48%,投票权82%,因为SpaceX一直是私有公司,股权结构自己说了算。
特斯拉不一样,特斯拉是同股同权,他只有大约20%的投票影响力。
去年他公开说过一句话,意思是如果他在特斯拉没有足够的投票控制权,他就不放心在那边搞人形机器人军团,因为“未来某个时候会不会被赶下台”。
合并的本质,是把SpaceX那套结构平移到一个更大的盘子里。SpaceX第三季度营收146亿美元,同比增长161%,超级智能板块从一年前的8亿多冲到75.6亿;特斯拉同期营收280亿,净利润跌了43%。
一边在往上走,一边在往下出溜。把两边绑在一起,特斯拉的资产负债表能接住SpaceX的资本开支,SpaceX的AI故事能给特斯拉的估值续命,而马斯克拿到的是合并实体的绝对控制权。
我看这步棋,财务理由是真的,控制权理由也是真的,但后者的分量比前者重得多。
有意思的是,这套玩法正在从“个例”变成“模板”。
2026年7月那篇发在The Asset上的评论文章提了一个判断,说当前这代科技寡头“黑”的不只是软件,是二十世纪公司的制度形式本身。
文章列了三条路径:股权结构、注册地迁移、指数基金。SpaceX从特拉华搬到得州,得州的法律对CEO比股东友好得多;
指数基金被动持有大量股票,根本不关心投票权归谁;SpaceX上市时,标普把“ seasoning period”从五个月砍到两周,一只巨型新股几乎立刻被塞进被动投资者的组合里。
这三条路叠加起来的效果是:一个创始人可以在公开市场拿到几千亿美元,同时不需要对拿钱给他的人承担传统意义上的责任。说白了,这叫“用公众的钱,办私人的事”。
不过话说回来,把这套东西完全归因于“两个人聪明”,也把问题看窄了。
扎克伯格和马斯克能这么干,前提是美国资本市场允许这种设计存在。
特拉华州和得州的公司法给了创始人巨大的裁量空间,纳斯达克对“受控公司”的豁免条款让Meta连独立董事占多数的要求都不用满足。
换句话说,制度留了后门,他们找到了钥匙。真正值得琢磨的是这个后门的代价由谁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