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5名志愿军战俘作出决定,不回中国大陆了,也不去台湾,而是申请前往巴西定居。
巴西这个选项,从来不在他们自己的计划里。
停战协定签完,两万多名志愿军战俘被推到一个三岔口:回大陆,去台湾,或者去“中立国”。前两条路都有人铺好了,宣传、胁迫、刺字、写血书,巨济岛的战俘营里哪一边的力量大,哪一边就能把人往自己的方向拽。
第三条路没人铺,它只是一行写在纸面上的名词,意思是“我们不属于任何一方,你们自己看着办”。
印度看管部队把守着解释工作的通道。九十天的期限写在职权范围里,可真正带人出来听解释的日子少得可怜,中断一次就是好几个星期。想回大陆的人被恐吓堵在营场里,想留的人被推到名单上。解释工作成了一场谁都清楚结果的表演,大部分时间耗在营场门内,门外的世界根本够不着。
巴西就是在这一刻变成一个可选项的。
它不是任何人的故乡,没有任何一个战俘在巨济岛的夜里梦见过南美洲。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需要一个“非大陆、非台湾”的地理坐标,让这五十五个人在表格上填一个答案,既不用回到那个可能容不下他们的故土,也不用登上那艘开往台湾的船。
巴西只是恰好出现在了中立国安置的讨论范围里,成了一个足够远的符号。
远,是这件事唯一的关键。
回大陆,意味着面对审查、面对“被俘”这个标签在往后几十年里的重量。去台湾,意味着被编入另一套叙事,成为宣传材料上的一笔数字。
这两条路都通向一个确定的社会位置,而那个位置已经由别人写好了剧本。巴西没有剧本,没有组织,没有人在码头等着给他们分配工作、登记档案、安排宿舍。五十五个人,拎着行李走下船,面前是一句葡萄牙语都听不懂的街道。
他们选的不是巴西。他们选的是消失。
一个战俘在战场上被俘的那一刻,就已经被从“战士”的序列里剔出去了。停战之后,他又被从“公民”的序列里剔了一次。
两万多人里,六千多回了大陆,一万四千多去了台湾,数字把大多数人分配得干干净净。剩下的那些,连被统计的资格都很勉强,他们被归进“少数”那一栏,然后从历史叙述里滑出去。
五十五个人去巴西,改变不了任何宏大的结论。它只是把一件事摊在了桌面上:当一条路通向审判、另一条路通向利用,有人宁愿选第三条,哪怕那条路的尽头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哪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们叫什么。
那不是勇敢。是一个被战争碾过两遍的人,能给自己找到的最后一点不被安排的余地。
主要信源:中国领导干部资料库——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