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得说,咱们国家的高人是真多!戴旭教授说,我经过这么多年对以色列空军的研究,以色列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成绩,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先发制人,他永远是以进攻为战略思想。
戴旭教授谈到以色列空军时,提到过一个很值得琢磨的现象,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往往习惯于主动争取战场上的第一个动作,把对手的部署、机场和指挥环节列为优先打击对象。
这种作战习惯并非临时形成,而是与以色列长期面临的周边安全环境、军事资源条件以及国土纵深密切相关。
研究这段历史,绕不开1967年6月5日。
当天,以色列发动代号为“焦点行动”的空袭。根据以色列国防军公布的历史资料,第一轮攻击从当地时间7时45分左右开始,战机集中袭击埃及11处机场。
以军事先制定了针对跑道的打击方案,目的就是让埃及战机难以正常起飞,随后再攻击停放在地面的飞机。
以色列军方称,第一轮行动持续约两个小时,摧毁埃及197架飞机,并使6座机场停止正常运作。
随后,以军又将攻击范围扩大到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相关军事设施。按照以军公布的统计,六日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约有400架飞机被摧毁。
从军事研究角度看,这场行动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单纯的战果,而是行动背后的准备工作。以色列从1962年开始研究相关作战方案,1964年进一步制定具体计划,直到1967年6月4日才作出发动行动的决定。
也就是说,真正决定战场结果的工作,早在战机起飞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目标情报、飞行路线、机场情况、通信纪律以及攻击顺序,都需要经过长时间准备。
战机抵达目标上空只是最后一个环节,前面任何一项工作出现偏差,都可能影响整个行动。
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代号为“崛起之狮”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公布的资料称,约200架战机参与首轮攻击,向伊朗境内100多个目标投放330多枚弹药,打击范围涉及军事设施和核计划相关目标。
2025年6月14日,以军又公布了新一轮行动数据,称过去24小时内已经打击150多个目标和400多处相关设施。
这些数字属于以军单方面公布的战报,具体损失仍需结合其他独立资料核实,但行动所采用的作战思路,与1967年的空袭有明显相似之处,即通过集中力量打击关键军事节点,尽可能改变对手的行动条件。
时间来到2026年2月28日,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代号为“咆哮之狮”。以色列国防军在2026年4月1日公布的阶段性资料中称,行动第一个月累计完成800多架次空袭,使用约1.6万枚弹药,打击伊朗境内4000多个目标。
不过,持续作战并不只是飞机不断升空那么简单。
2026年3月9日,以色列国防部公布消息称,行动开始后的10天内,约50架运输机向以色列运送超过1000吨武器、军事装备和弹药。2026年3月26日,以色列国防部又宣布,已有200多架运输机和船舶抵达,累计运送约8000吨军事物资。
到了2026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公布战争三周年统计,称自战争开始以来,各条战线累计打击目标约10万个,其中伊朗方向约4500个。这个数字是以军对自身军事行动的统计,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经独立核实的战场损失。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以色列空军的行动能力并非只靠先进战机支撑。美国提供的装备和弹药、情报体系、后勤运输以及本国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都在其中发挥作用。
2026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部还公布了与美国签署采购12架新型阿帕奇直升机的协议,计划在2030年代初交付。这也说明,以色列仍在继续依靠外部军工合作补充自身作战力量。
在我看来,戴旭教授提出的观察角度确实值得重视。研究以色列空军,不能只盯着它打了多少次空袭,也不能只看F-35等先进战机的性能。
真正需要研究的是,一个国家怎样把情报、装备、人员训练、工业生产和后勤保障组织起来,使各种军事资源能够在同一套指挥体系下发挥作用。
当然,先发制人也不是没有代价。2026年的伊朗战事已经说明,远程导弹、无人机和分散部署的军事设施,会给进攻方带来持续压力。
即使一方取得空中优势,也不意味着能够彻底消除对手的反击能力。战争拖得越久,对弹药库存、维修能力和外部供应的要求就越高。
中国的国防建设同样需要从体系角度观察。歼-20等先进战机的发展,预警探测能力的完善,航空发动机和相关配套产业的进步,都离不开长期科研投入与完整工业体系的支撑。
真正高水平的军事研究,往往就是从别人容易忽略的细节中找到关键问题。
戴旭教授长期研究以色列空军,能够把历史战例与现代战争联系起来,提醒人们关注空中力量背后的战略准备和体系建设,这正是军事研究应有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