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8岁的奥巴马母亲被黑人穷小子骗婚生子抛弃。她却一直告诉儿子:“你爸是一个好男人!”时隔四十载,大家才读懂这句话背后的深意。
安·邓纳姆十八岁那年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结婚,一个是退学,两个决定都做得很快,快到周围的人来不及反应。
她在夏威夷大学的俄语课上认识了一个肯尼亚留学生,对方谈吐自信,讲起话来像演说家,说自己父亲是部落酋长,家里有大片土地和几百头牛。
父母摔了杯子反对,她还是嫁了,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两个人瞒着同学和朋友在毛伊岛悄悄办了婚礼,当时她已经怀孕三个月,同年八月,儿子在檀香山出生。
婚姻的裂缝出现得比预想中早,老奥巴马在夏威夷大学读书期间,身边一直没断过别的女性。
移民局的档案里甚至有一份一九六一年四月的备忘录,记录了一名大学职员打电话举报他“身边仍然围绕着各种各样的女孩”,并且指出他在肯尼亚其实已经有过一段婚姻。
安后来知道了这些,但真正让这段婚姻走到终点的,是老奥巴马的决定:儿子还不满周岁,他拿到了哈佛的录取,选择去读经济学博士,把安和儿子留在夏威夷。
一九六四年一月,安在檀香山申请离婚,老奥巴马没有异议,在哈佛签了字。
同年七月,他因为居留申请被拒离开美国,返回肯尼亚,博士学位最终也没有拿到,此后直到一九八二年死于车祸,奥巴马只见过父亲一面。
离婚之后的日子,安一个人扛了下来,她回到夏威夷大学继续读书,经济拮据到要领食品救济券,儿子白天交给父母照顾,自己上课、打工两头跑。
四年后她拿到学士学位,一九六五年,她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印尼留学生罗罗·苏托洛,两年后带着六岁的奥巴马嫁了过去,随即搬到了雅加达。
雅加达的生活条件跟檀香山差得很远,家里不通电,门口是泥泞小路,通胀率一度突破百分之六百。
安白天在使馆和机构做财务工作贴补家用,晚上教英语,凌晨四点把奥巴马叫起来,赶在上学前给他补英语函授课,三年里天天如此。
她还在雅加达生了一个女儿,同时开始深入乡村做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当地铁匠业和乡村工业怎么在困境中活下来。
那句“你爸是个好男人”,就是在这样的日常里被反复说出来的,奥巴马小时候问起父亲,安的回答不是“你爸没有抛弃你”,她说的是你爸聪明、有抱负,只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邻居在她面前骂那个肯尼亚人是个骗子,她只是摇头,说孩子不能带着恨长大。
老奥巴马从肯尼亚寄来过信和照片,信里写的全是漂亮话,没有寄过一分钱,安还是把信收好,偶尔拿出来念一段。
奥巴马心里犯嘀咕,一个丢下老婆孩子的人,算什么好男人。
安从不辩解。
这件事的转折点出现在一九八二年,老奥巴马在肯尼亚死于车祸,安带着儿子去参加葬礼,葬礼上有人骂死者是酒鬼、是失败者。
安站在人群里,轻声对奥巴马说了一句话:他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好,后来变了,但你不是他。
奥巴马后来在自传里,把母亲那句“你爸是个好男人”称作“最大的谎言”,但他同时承认,正是这句话让他没有变成另一个父亲。
这两个说法放在一起,其实并不矛盾,安没有用一个虚假的完人形象,去覆盖儿子对父亲的认知,奥巴马后来知道了父亲酗酒、负债、过得不好,也知道那些信里只有漂亮话。
那句话的效力不在于它骗过了儿子,而在于它拒绝把“父亲很糟糕”这个判断,延伸成“你也很糟糕”的结论。
她拦住的不是事实,是一个孩子在缺少父亲的环境里,最容易自己得出的那个翻译:我不值得被留下。
把安的故事只读成母爱的牺牲,会漏掉她身上另一条同样硬的线索。
她在雅加达带着两个孩子、凌晨四点起来补课的同时,花了十几年做田野、写论文。
一九九二年完成了基于十四年观察的千页博士论文,研究印尼乡村铁匠业如何在被忽视的条件下存活,后来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
她本人也在印尼参与了小额贷款模式的早期推动,与福特基金会、美国国际开发署合作从事乡村发展咨询。
一个在学术上执着于“穷人缺的是机会而不是能力”的人,在儿子面前选择说“你爸有他的好,只是后来变了”,底层逻辑是同一个:不把一个糟糕的处境,等同于身处其中的人本身的价值。
一九九五年,安因卵巢癌去世,五十二岁,没有看到儿子走进白宫。
她留下的那句话,后来被奥巴马在自传里称为谎言,也被他在很多场合称为母亲给他最要紧的东西。
一个人最终需要带走的,不是一段被修饰过的过去,而是一个不必用别人的错误来定义自己的起点。
信源
澎湃新闻,2015-05-09——“奥巴马母亲也出传记了:智力、气质和幽默遗传给了儿子”
中国新闻网,2008-11-25——“奥巴马母亲信件曝光:凌晨4点叫儿子起床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