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街头,一个煎饼摊主捡到了2个女婴,他终生未娶,20年后,女儿们学有所成、顺利毕业之后。
事情得从1992年5月说起,杨申林那年四十二岁,从河南淮阳到武汉讨生活,在工人村五街菜场摆摊卖菜,没租固定摊位,拖着板车到处打游击。
有天清早出摊,他在菜场大门口看见一个被丢下的女婴,襁褓里夹着一张纸条,写着出生日期:1992年4月18日。
孩子刚满月,不哭也不闹,冲着他笑,他后来跟记者说起那一幕,用的词很朴素:心一下子就软了。
他把孩子抱回了租来的小屋,买最贵的奶粉,白天出摊的时候托房东老太太帮忙照看,一个没结过婚、连自己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男人,就这么当上了爸爸。
三年后的1995年4月,差不多的事又发生了一次,他中午回菜场,看见垃圾箱旁边围了一圈人。
是个女婴,七个月大,饿得皮包骨头,围观的人伸手去抱她就哭,杨申林把手伸过去,她停了哭闹,扑进他怀里。
襁褓里同样留了出生日期:1994年9月18日,他把第二个孩子也抱回了家,取名小静。
过程从这里开始变得具体,也变得沉重,两个孩子的奶粉,一袋顶多三天就见底,他出摊赚的那点钱勉强让三个人不饿肚子。
为了多挣一点,他卖过干货,卖过水果,卖过青菜,后来还去工地找活干,白天出摊,晚上打零工,能多挣一分是一分。
固定摊位的租金交不起了,就推着板车四处流动,车把上挂着奶瓶、尿布、热水瓶,两个孩子坐在车上玩,他推着车走街串巷。
有人劝他成个家,他心疼两个孩子,怕丢下她们,婚事就一直没有再提。
上学是另一道坎,大静到了学前班的年纪,学费拿不出来,他找到校长说明情况,校长免了学费。
后来学校解散转学,另一所小学的校长听说他的情况,同样没收钱,户口问题拖得更久,小静中考时考上了武汉一所重点高中,因为没有武汉户口没法入学,最后回到河南老家解决户籍,2013年才考入武汉一所二本院校。
大静因为户口问题没法在武汉参加高考,主动放弃了,去餐厅和手机卖场打工,帮父亲供妹妹读书。
2015年记者找到杨申林的时候,他六十五岁,大女儿已经工作,时不时给他买衣服和营养品,小女儿还在读大二,放假回家会帮他做饭,收摊回家桌上总有热腾腾的饭菜。
把这些经过摆完之后,再回头看“博士和军医”那个版本,它的分量就看得清楚了,自媒体叙述喜欢给好人好事配一个配得上的结局,好像不加上两个闪光的头衔,这段二十多年的辛苦就不够“值”。
但这种加法恰恰把杨申林身上最实在的东西盖住了,他当年抱起那两个孩子的时候,手里没有任何筹码,也没有对未来的规划,只是看见一个孩子需要有人管,就管了。
后面二十多年里发生的,不是一条通向博士和军医的笔直跑道,而是奶粉快见底了要想办法,学费凑不齐了去求人,户口卡住了来回跑,大女儿放弃高考去打工。
这些东西写出来一点都不传奇,但它们是那二十年里每一天的真实内容,一个家庭在有限的条件下往前挪,挪出来的就是这些带着毛边的选择。
把毛边磨平,换成两个闪闪发光的头衔,头衔是假的,底下那些真实的付出反而没人看了。
对“回报”的执念还会让人误以为善行是一笔投资,好像一个人吃了苦,就必须收到对等的收益,收不到就不值得被讲述。
杨申林后来对记者说“困难的日子都过去了,我也算是熬出来了”,他说的“熬出来”,是两个女儿一个工作了、一个在读大学,是收摊回家桌上有热饭,是过年的时候准女婿送来好烟好酒。
这些东西不需要“博士”或者“军医”来撑腰,它们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普通人用一辆板车拉出来的结果。
那辆板车压过的路、车把上挂过的奶瓶、免掉的学费、跑下来的户口、桌上那碗热饭,这些真实的经过比任何被添加上去的结局都更说明问题。
一个人把自己能给的给了,日子最后回给他的,也正是他给出去的那些东西慢慢长出来的样子。
信源:
央广网,2015-02-28——“打工仔菜场捡2弃婴 20年未婚拖板车将孩子养大”
大河网(中国新闻网转载),2015-03-03——“小摊贩菜场捡两弃婴 20年未婚拉板车将孩养大(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