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能调动三十亿资金的人,为什么解决不掉一个敲诈他的前刑警? 2006年3月17日,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判大会,上午八点开始宣读终审判决书,十五分钟后读完。袁宝璟听完,挣着嗓子喊了一句“我不服,我要检举”,法警把他押出法庭。一个多小时后,车队驶进辽阳市殡仪馆,袁宝璟和哥哥袁宝琦、堂兄袁宝森在这里被注射执行死刑。从三十亿身家到一针毙命,中间隔的不是生意失败,而是一个他亲手制造又亲手喂养的把柄。
袁宝璟1966年出生在辽阳市一个农民家庭,兄妹五人全靠当工人的父亲那点工资养活,八岁就被送到乡下亲戚家寄养。1985年考进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进了银行,端上铁饭碗。1992年他辞去公职,在怀柔注册建昊实业发展公司,启动资金二十万元,一半买了小黑麦专利,半年靠卖麦种获利两百多万。此后转向股票债券,1994年起一口气吞下六十多家企业,1996年前后建昊集团资产冲到三十多亿,“北京李嘉诚”的名号就是那时候叫响的。
钱来得太快的人,容易把人也当成可以定价的东西。
1996年秋天,成都期货市场让他栽了九千余万。袁宝璟认定是四川商人刘汉与交易所修改规则所致。在怀柔金石山宾馆,他和哥哥袁宝琦、前辽阳市刑警大队专案中队长汪兴碰了头。汪兴主动提出“安排人去打刘汉”,袁宝璟点头,出资十六万,经袁宝琦交到汪兴手上。1997年2月1日晚,被指派的李海洋在广汉西园宾馆向刘汉连开两枪,未击中。刺杀未遂,但一个比期货亏损危险得多的东西留了下来:汪兴知道了全部内情。
汪兴不是普通的敲诈者。他当过刑警专案中队长,反侦察和收集把柄是本行。离开建昊后,他开始打电话、写信,以举报“谋杀刘汉”相威胁,向袁宝璟索要钱财。袁宝璟面前的路其实并不窄:汪兴的敲诈本身是犯罪,报警、留证、切割,任何一条合法路径都可能让绞索松开一格。他没有选。
2001年11月15日,袁宝森持刀在汪兴家门口将其砍伤,连刺数刀,法医鉴定为重伤。汪兴没死,重伤之后继续打电话威胁。袁宝璟随后让袁宝琦再回辽阳,出资十八万,交代的指令从“教训”变成了“干掉”。2003年10月4日深夜,汪兴开车回家,走到楼门口,袁宝森持双筒猎枪近距离连开两枪,汪兴当场死亡。
一个政法大学科班出身、在银行系统待过的人,比大多数商人更清楚“指使”和“实行”在法律上的距离,也更清楚死刑的门槛在哪里。但他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始终相信自己可以用钱和亲属关系搭一道隔离墙:出钱的是他,传话的是哥哥,扣扳机的是堂兄。这种分层操作在商业并购里也许能隔离风险,在刑事侦查面前薄得像一层纸。袁宝琦、袁宝森、袁宝福相继落网,口供彼此咬合,墙从最底下开始塌。
一审在2005年1月13日判下故意杀人罪,死刑。案件随后拐进一段插曲:2005年10月14日,原本临近执行日期的袁宝璟被紧急暂缓,原因指向他提出将印尼加里曼丹岛一处油田的控股权捐给国家,外界一度换算出的估值被推到近五百亿元。暂缓不等于改判,捐赠的法律效力、财产权属、程序节点层层纠缠,最终没有改变实体结局。2006年3月17日,终审裁定下达,死刑执行。
袁宝璟伏法之后,妻子卓玛在此后多年里仍试图用金钱“运作”关系,被两拨骗子先后卷走巨额款项。建昊集团那张三十亿的版图迅速瓦解。而汪兴,一个曾经穿着警服的人,辞职后把“知道内情”当成生意,最终把命搭在了自己索要的钱财旁边。袁宝璟在遗言里喊“检举”,和他当年把钱交给汪兴时一样,仍然在找一个用什么东西交换活下去的出口。那个出口从来没有存在过。
这起案子之后,富豪阶层对“灰色手段”的风险认知被实实在在地拧紧了一格:雇凶的链条再长、层级再多,口供和物证照样能把每一环扣死;死刑复核程序可以被暂缓,但不能被财富议价。袁宝璟的建昊奖学金曾资助过一批寒门学子,而他本人从寒门走到死刑执行室,中间隔着的那些选择,后来反复出现在商学院的风险课和法学院的教学案例里,成了一个关于“边界”的注脚。
回过头看,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不是那两声枪响,而是一个那么懂规则的人,偏偏在六年的时间里一次次相信规则可以被人情和金钱绕过去。历史不负责给人第二次选择,但它把选择的代价记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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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新华社:《亿万富翁袁宝璟雇凶杀人被执行死刑》,2006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