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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统成为CEO,谁来约束董事会? 有人批评川普以商人的方式治理国家,缺乏传统政客的手腕,导致内外受阻。但我认为,问题或许恰恰相反:美国需要一位懂得经营的总统,却存在一个不必为经营损失直接负责的“董事会”。 如果把国家比作企业,公民就是股东,总统是CEO,政府部门是经营团队,国会则在一 ​

当总统成为CEO,谁来约束董事会?

有人批评川普以商人的方式治理国家,缺乏传统政客的手腕,导致内外受阻。但我认为,问题或许恰恰相反:美国需要一位懂得经营的总统,却存在一个不必为经营损失直接负责的“董事会”。

如果把国家比作企业,公民就是股东,总统是CEO,政府部门是经营团队,国会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董事会的角色。商人注重成本、效率和利益,政客更擅长政治表达、利益协调和争取选票。两者本应各司其职,相互制约。

川普的治理逻辑很清楚:美国付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无论是北约军费、贸易关税、产业回流还是国际援助,他都试图重新评估既有安排。长期合作不意味着永久合理,政治承诺也不能成为不计成本的理由。从经营理念和战略方向看,我认为川普是一位合格的国家CEO。当然,具体政策的成败仍需接受长期检验。

但问题出在董事会。

传统的企业董事会可以否决CEO的战略,却也可能因为错误决策遭到股东追责。而在美国政治中,国会议员(“董事”)可能为了选票、党派利益或政治立场阻止一项政策,却不必直接承担政策受阻造成的损失。反对可以带来政治收益,代价却由整个国家承担。

这正是制度中的激励缺陷。

国会当然需要制衡总统,但制衡不应成为无需承担后果的特权。当政治斗争的收益归于政客,而政策停滞的成本归于国家时,总统即使拥有明确的经营目标,也难免陷入被动。

更值得反思的是,董事会究竟是谁选出来的?答案是:选民,也就是国家真正的股东。

如果选民一方面期待总统创造财富、恢复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又根据政治口号、情绪认同和道德立场选择国会议员,最终形成的权力结构,可能恰恰阻碍自己期待的经营成果。

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必须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也不意味着国会反对总统就是错误。关键在于,反对者不仅应该说明反对什么,还应该解释替代方案是什么,以及由谁承担代价。

一家企业不能只要求CEO交出业绩,却允许董事会把阻止经营当作自己的成绩。一个国家也不能只考核总统,而不考核国会。

选民需要反省的,不只是选谁当总统,更是自己究竟希望选出一群善于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政客,还是一套能够创造长期利益、提升国家综合价值,并对决策后果负责的治理团队。

国家的未来,最终取决于股东如何使用自己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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