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扫除”在紫禁城拉开序幕。国家动员7万人，历时9个月，从这座古老皇宫里清理出清末以来近40年堆积的20万吨生活垃圾与废墟。谁也无法想象，这座如今象征着中华文明的金碧辉煌之地，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沦为一个巨型垃圾填埋场。

回溯百年，故宫的破败始于清朝覆灭。1912年宣统帝溥仪退位，却仍带着皇室家眷盘踞在紫禁城后半部，民国政府每年需耗费四百万大洋供养这个“小朝廷”。宫墙之内，皇室依旧过着奢靡生活，宫墙之外，这座皇家宫殿却陷入了无人管护的境地——墙体破损无人修缮，杂草疯长无人清除，生活垃圾随手丢弃，渐渐堆积成山。1924年，冯玉祥率军将溥仪逐出故宫，次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本以为这座宫殿能迎来新生，可接踵而至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让故宫再度陷入绝境。士兵将其当作临时兵营，难民在此搭建避难窝棚，破军装、破被褥、建筑废渣、腐烂杂物随处可见，太和殿广场的杂草长至半人高，金水河淤塞成臭水沟，曾经庄严肃穆的皇宫，彻底沦为一片狼藉。

故宫的转折点，始于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早在解放军攻城之前，毛主席就专门给前线部队下达死命令：务必保护好故宫、清华北大等文化地标，地图上明确标注禁炸区域，绝不能让千年文明遗产毁于战火。这份对文化的敬畏，与国民党曾叫嚣“炸故宫、修机场”的鲁莽形成了鲜明对比。解放军进城后，第一时间对故宫实施保护，随后便启动了一项惊天动地的计划——彻底清理这座“垃圾场”，让故宫重见天日。

1949年春天，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建筑大扫除正式启动。7万名参与者齐聚故宫，其中有故宫老职员、解放军战士、周边居民，还有招募来的工人，相当于当时一个小城市的全部壮劳力，都投入到了这场“攻坚战”中。他们划片包干，从勘察登记破损区域、清理垃圾死角开始，一铲一锄、一筐一挑，用双手开启了故宫的新生。

清理过程的艰难，远超常人想象。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没有挖掘机等机械设备，所有工作全靠人力。最棘手的当属金水河，这条曾经象征皇权的御河，早已淤塞成死水坑，黑臭的淤泥中混杂着各类垃圾，夏天臭气熏天。人们用铁锹一点点挖起淤泥，用箩筐一筐筐挑出宫外，日复一日，从未停歇。太和殿、乾清宫等核心区域，杂草根系盘根错节，需用锄头、镐头奋力刨除；堆积如山的垃圾成分繁杂，既有清朝太监、宫女留下的生活废料，也有民国驻军的破烂装备，还有难民窝棚的残留和建筑坍塌后的砖瓦木料。运输更是纯体力活，所有清理出的垃圾渣土，全靠人力挑运、小车推送，穿过一道道宫门运出故宫。夏天暴雨过后，工地泥泞不堪；秋天狂风肆虐，尘土眯得人睁不开眼，但这7万人没有一人退缩，硬生生坚持了9个月，从春干到冬。最终，清运出的垃圾渣土达25万立方米，若用这些土铺路，足以从北京延伸到天津，这便是“愚公移山”最真实的现实写照。

这场大清理，清走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垃圾，更扫去了旧时代遗留的腐朽与破败。垃圾清运完毕，金水河恢复畅通，地面平整如新，阳光终于能毫无阻碍地洒在太和殿的丹陛上，这座古老宫殿，第一次以整洁、庄严的面貌，迎接它的新主人——全体中国人民。而在这场重生之路中，有一个人不可或缺，他就是故宫博物院老院长马衡。

马衡，一位横跨民国与新中国的金石学家，留学日本，曾在北大任教，1933年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上任伊始，就面临着生死考验：日本侵华战火逼近北京，故宫上百万件国宝危在旦夕。关键时刻，马衡做出了一个艰难却正确的决定——文物南迁，将故宫最精华的文物打包装箱，运往南方躲避战火。从1933年到1944年，故宫文物开启了世界文物史上最漫长、最坎坷的迁徙之路，分五批南下，先到上海、南京，抗战全面爆发后，又分三路向西南大后方疏散。一路上，日本飞机空中轰炸，土匪地面觊觎，道路险峻，气候潮湿，押运的故宫职员抱着“文物在人在，文物亡人亡”的信念，用生命守护着这些中华文明的瑰宝。翻越秦岭时，汽车挂着铁链防滑，身旁便是万丈深渊，正是这场“文化长征”，保住了中华文明的根脉，绝大多数文物完好无损，而马衡作为总指挥，始终扛着最沉重的压力，坚守在一线。

抗战胜利后，文物北返之路又因内战受阻，直到1949年，仍有大量南迁文物滞留在南京，而北平的故宫，正处于一片狼藉的垃圾场状态。此时，马衡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跟随国民党前往台湾，还是留在大陆守护故宫？他毅然选择了后者。凭借着对故宫无与伦比的熟悉和深厚的专业素养，马衡成为新中国接管故宫时最不可替代的“活字典”和顾问。从制定清理方案、确定修缮优先级，到梳理文物脉络、规划长期保护计划，马衡倾尽毕生所学，帮助新政府一点点收拾故宫的烂摊子。1950年，中央决定将南京的南迁文物运回北京，马衡再次主持这项“北返”工程，确保了国宝完整回归。可以说，马衡是连接故宫“旧时代”与“新时代”的桥梁，正是他的坚守，让故宫在政权更迭中，专业脉络得以延续，国宝得以继续被呵护。1955年，马衡逝世，他虽未能看到故宫后来的全面焕新，但他奠定的文物保护基础，始终指引着后续的工作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即便国家经济困难，在故宫保护上也从未吝啬。从1953年到1966年，故宫完成了一百多项大小维修工程，太和门、角楼、武英殿等重要建筑得到精心修缮，所有高大建筑都安装了避雷针，有效防范了火灾风险。1961年，故宫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份荣誉的背后，是马衡那一代人，以及新中国第一批文物工作者十几年的默默坚守与付出。

有意思的是，与故宫命运紧密交织的另一个人——溥仪，却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1924年被逐出故宫后，他曾前往东北，沦为日本人的傀儡皇帝，1945年被苏联红军俘虏，1950年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这位曾经的故宫主人，在监狱中学习劳动、反思自我，1959年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获得公民身份，后来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工作，还担任过文史资料研究员，1967年逝世。溥仪从皇帝沦为平民，历经改造；故宫从皇宫变为博物馆，历经重生，两人命运的分野，充满了历史的戏剧性。

故宫的重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58年“大跃进”时期，曾出现过激进的“革命性改造”提议，有人认为皇宫是封建主义老巢，主张大规模改造，修建工厂、公园，甚至提议将太和殿改为人民剧院。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下，中央主管文化的陆定一、周扬等领导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决反对这类提议，强调故宫必须保留历史原状和宫廷风貌，要保持“古色古香”。这份远见与勇气，让故宫再次躲过一劫，避免沦为不伦不类的“主题公园”。

到了七八十年代，故宫的修缮与管理进入了更科学、系统的阶段。1973年，故宫制定了第一个五年修缮规划，大规模翻修地面、屋顶和墙体，让古老建筑焕发新的生机。文物管理也日益精细，建立了专门的分类库房，设立了青铜、陶瓷、绘画等专题陈列室，不再是空荡荡的宫殿，而是逐步恢复了清代宫廷原状陈列——坤宁宫的帝后大婚洞房、养心殿的皇帝办公与休息区域，让游客能够直观感受历史的温度，触摸岁月的痕迹。

进入21世纪，故宫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应对每年上千万的游客潮，如何让这座古老的博物馆在当代社会“活”起来？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智慧的故宫。它推出文创产品，让文物走出深宫；举办数字展览，打破时空限制；玩转社交媒体，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拍摄《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让文物修复匠人的故事火遍全网。而更具深意的是，故宫开始践行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探索古老文明与现代环保的融合之路。

2020年，故宫启动“故宫零废弃”项目，目标是最大限度减少垃圾产生，实现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利用。他们精简开放区域的垃圾桶，从310组缩减至110组，引导游客减少垃圾产生、正确投放；成立资源回收中心，对垃圾进行精细分拣；将修剪下来的树枝、落叶等园林垃圾就地资源化，制成堆肥，用来滋养故宫的花木，还打造了“花鸟卷”生态堆肥花坛，吸引鸟类、昆虫栖息，在皇宫中构建起小型生态系统。

从1949年清理20万吨历史垃圾，到如今追求“零废弃”的绿色循环，百年间，故宫对待“废物”的态度，完成了一次跨越世纪的螺旋式上升。这座历经沧桑的宫殿，见证了旧时代的落幕，也见证了新中国对文化遗产的珍视与守护。它的重生，不仅是一座建筑的复苏，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生动写照，而这份守护与传承，还将在岁月中继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