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一已婚男子跟小情人外出约会，男子虽然年近6旬，可身体依旧不错，晚上跟小情人在宾馆里是一番尽兴，折腾完了之后，男子也累了，就跟情人相拥而眠。次日清晨，小女人在化妆打扮，男子也醒来了，感觉身体不大舒服，在进入洗手间后就晕倒了，听到动静之后，女子立刻上前查看男子的情况，同时，女子赶紧拨打了求助电话、且报了警。可最终男子并未抢救过来，妻子得知后，把气撒在第三者身上，要求她赔偿100多万。

从裁判文书记录的经过看，两人当天从外地来到浙江某地，傍晚入住一家客栈，晚饭时男子喝了一瓶黄酒，之后又在酒吧喝了少量白酒，返回客栈后两人同住一间房。

第二天一早，女子醒来发现男子满头大汗坐在床边，男子随后进了卫生间，女子正在化妆收拾衣物时听到响动，进去时男子已经倒地。

她当即冲出房间找人呼救，没能找到人，随即拨打了120、110、119等求助电话。救护人员赶到后把男子移到房间过道做心肺复苏，之后转运上救护车，最终抢救无效，医院死亡记录载明死因为心源性猝死。事后男子的妻子及家人把女子和客栈经营者一并告上法庭，索赔金额1003830.94元。

家属一方的理由集中在两头。

一头是女子，认为她作为同行人，又跟男子存在不正当关系，没有留意和照顾男子身体状况的变化，没有尽到提醒、劝告饮酒风险的义务，事发当时也没有采取合理措施，照顾义务缺位。

另一头是客栈，认为紧急情况下前台无人值守，没能第一时间提供帮助并通知急救单位，警察到场后也没有工作人员配合开门，只能破门而入，作为经营场所没有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损害了男子及时获得救治的机会。

法院审理后对女子一方的行为作了逐条核对。

女子发现男子晕倒后，第一时间冲出房间呼救，未果后马上拨打求助电话，她本人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按普通民众的标准衡量，这套救助措施不存在不当之处。

家属主张从男子晕倒到女子拨打120间隔了约20分钟，但这一说法来自死亡医学记录，而记录上该时间栏本身标注为“具体不详”，女子对这一间隔也予以否认。

客栈提供的监控视频显示，女子事发后在走廊四处跑动，神情着急，法院据此采信她在男子晕倒后第一时间呼救的事实，对20分钟间隔的说法不予认定。

至于房门因她没带房卡被关上，法院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影响医护人员实施救助。

客栈这边，法院从时间上作了核对。

执法记录仪记录了破门过程，全程只用了十余秒，急救人员和公安到场时，距离男子晕倒已经过去16分钟，而心源性猝死抢救的黄金时间是事发后的4到6分钟。

在这个时间差面前，没有证据证明客栈没有及时开门跟男子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有合理限度，不是只要客人在店内出事，经营者就得兜底承担全部责任。按民法典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才承担侵权责任。

提起索赔的一方，需要把过错行为、损害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环一环摆清楚。男子本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年纪、身体状况和饮酒后的风险应当有认知，最终死因是自身突发的心源性疾病，主要后果本来就该由他自己承担。

这里需要把道德评价和法律评价分开看。两人的不正当关系违背公序良俗，在道德层面应当受到指责，妻子失去丈夫之后的委屈和愤怒都能理解，但道德上的过错不等于民事侵权中的过错，不能把这份怨气折算成赔偿款要求对方支付。

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审查的是行为有没有失当、救助有没有缺位、结果跟行为之间有没有法律上的关联，而不是先按两人的关系性质给哪一方定下责任。

另有一地法院公布的案例，男方在车内与女方相处时突然斜躺下来，女方察觉其身体异样后自行离开，次日男方被路过群众发现已经死亡，鉴定为心源性猝死。法院认为女方在当时场景下具有一定救助优势，却没有履行相应救助义务，判令死者自担80%责任，女方承担20%的赔偿份额。

两相对照，差别集中在救助行为上。同样是同行的人，第一时间呼救、报警、拨打急救电话、配合医护的，法律上不再追加赔偿；察觉异常后抽身离开、拖延救助的，就要为自己的缺位承担相应份额。责任轻重跟着实际救助动作走，不跟着两人是什么身份、什么关系走。

程序上也要说清楚，这起案件目前是一审判决，家属如果不服，依法还可以提起上诉，最终结果要以法院生效裁判为准。

普通人遇到类似情形，同行人能做的就是及时呼救、拨打急救电话、保护好现场、配合医护人员和警方处置，这些动作做到位，法律上一般不会被认定存在过错。反过来，在具备救助条件的情况下选择离开，留下的法律风险要由自己承担。

这类纠纷闹上法庭，家属争的是一口气，法院审查的是责任是否成立。婚姻与感情里的过错，归婚姻关系和道德层面去处理；生命损害引发的赔偿，归侵权法律规则去衡量，两套标准各走各的路径，谁也不能拿一套标准顶替另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