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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小河,两个同名村,收入差了几十倍:1978年的那个春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

一条小河,两个同名村,收入差了几十倍:1978年的那个春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事儿还得从1978年的深圳河边说起。

当时广东宝安县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有意思的是,对面那个村的人,基本都是早些年从这边跑过去的。那阵子,两边的差距大到让人怀疑人生:深圳这边的罗芳村,农民人均年收入134元人民币;对面香港的罗芳村,人均13000港元。

按当时的汇率折下来,差了三十多倍。更扎心的是一笔细账:宝安农民干一天农活,挣0.7到1.2元;香港农民随便打一天工,挣60到70港元。这边干满一个月,不如那边干一天。

老百姓编了句顺口溜:“四季常青,没有菜吃;靠着江河湖海,没有鱼吃。”守着最好的地,过着最穷的日子。怎么办?只能跑。当时南岭村的老书记后来回忆,原话特别惨烈:“十屋九空逃香港,只留下了跑不动的老人和小孩。”光是宝安县,历年外逃的加起来有六七万人,直接导致9万亩耕地丢荒。

1977年冬天,邓小平南巡到广东,省里的干部硬着头皮把“逃港”的事捅到了他面前。邓公听完,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在当时极其犯忌讳的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这话没几个人敢往深里想,但有一批人听进去了。

真正的破局,源自一趟“开眼看世界”的出差。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了一个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去香港澳门实地转了近一个月。回到广州后,他们把广东的领导请来听汇报。据说,当考察组报出香港底层工人和农民的真实收入、以及他们看到的市场繁荣时,在场的人听完,半天没人说话。

考察组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别光种粮食了,把宝安、珠海改成省辖市,搞出口副食品、搞加工工业、开旅游区。这份建议最后写成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送回北京。中央领导看完批了四个字:“总的同意”,紧接着又跟了一句更硬核的:“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但光看报告,坐镇广州的一位广东省领导心里还是不踏实。1978年7月,他自己跑了一趟宝安。在罗芳村,他亲眼看着河两岸的落差;到了中英街,香港那边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内地这边杂草丛生、冷冷清清;走进荔枝园,果农叹着气说,一斤上好的荔枝,只卖八分钱。陪同的干部后来回忆,他一路走一路看,“看了以后很难受”。

这趟现场摸底,让他彻底下定了决心。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位广东省领导当着邓小平的面,把广东的难处全倒了出来,明确请求:广东要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

邓小平抽着烟,回了一句后来被印在无数历史书上的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广东省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