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原广州军区司令丁盛坐公交买菜，售票员说付8毛。夫人嫌找钱麻烦要付1块，丁盛拦住：“能省2毛是2毛。”


广州的早晨，六点多钟，农林下路那一带的居民楼已经飘出白粥和油炸鬼的香气，丁盛拎着一个深蓝色的帆布袋子，出了门。


袋子是几年前军区发的，边角磨出了毛茬，洗得发了白，但针脚还结实，他跟在夫人身后，步子不快，旧布鞋踩在水泥地上，没什么声响。


那年丁盛正好八十岁，头发早就白透了，剪得很短，像一把枯草贴在头皮上。他穿一件浅灰色的确良衬衫，袖子挽到小臂，露出里面洗得稀松的汗衫领口。


路过的人都以为这是哪个机关退休的老会计，没人朝他多看一眼，这挺好，他自己也觉得自在。


菜市场的地面永远是湿的，踩上去黏糊糊，丁盛熟门熟路地绕到里头一个角落，那里有个妇人常年卖青菜。


他把布袋口撑开，弯腰挑拣，西红柿要捏一捏，太软的不要；黄瓜顶花带刺的虽好，但他专挑那种稍微有点弯的，说直愣愣的反倒是催出来的。


夫人站在旁边，手里已经提了两块豆腐，催他快些，他不急，从兜里摸出老花镜戴上，镜腿缠着一圈黑胶布。


挑了四棵小白菜，又称了半斤毛豆，他掏出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前几天的菜价。今天毛豆涨了一毛，他搁下了，转头去买冬瓜。


“这瓜切一片就够了，一顿吃不完，放冰箱也跑味。”他对夫人说。卖瓜的师傅手起刀落，切下薄薄一片，丁盛从衬衫兜里摸出个手帕包，里头卷着几张毛票。


他数出两块四，又专门把零钱里的几个钢镚挑出来，凑了个整数，师傅要找零，他说不用，正好两毛拿两个蒜头。


从菜市场出来，日头已经爬高了，两人走到公交站牌下，丁盛把布袋换到左手，腾出右手来扇风。


公交车是的那种老式的通道车，发动机轰鸣着开过来，刹停时哐当一声。


车上人不多，稀稀拉拉坐着几个穿工装的小伙子，丁盛让夫人先找座位坐下，自己把菜篮子护在怀里，站在过道里。


布袋里头除了青菜，还躺着三个鸡蛋，用稻草裹着，他怕颠碎了，一只手始终托着篮底。


售票员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拿着票夹走过来，她报了站，又补了一句：“八毛。”


丁盛点点头，把菜篮子往臂弯里紧了紧，右手去摸裤兜，那边夫人已经掏出了一张一块钱的纸币，递过去：“给一块吧，别找了，两毛钱捡来捡去的麻烦。”


丁盛的手在半空拦了一下。“等等。”他说。声音不大，但手伸得坚决。


他放下篮子，从另一个兜里摸出那个蓝格子手帕，有几张一角两角的纸币，皱巴巴的，还有几个硬币。


他低头数了数，指尖在汗湿的手帕上划过，拈出五个一毛的硬币，又加了一个五毛，还差两毛。


他在兜里又摸了摸，摸出两个一分的？不对，那个年代公交车已经是元角分了。他摸出两个一毛的钢镚，凑在一起，一枚一枚数进售票员的手心。


“八毛，刚好。”他说。
售票员看了他一眼，撕了票递过来，丁盛把票接过去，没塞进口袋，就捏在手里。
夫人叹了口气，把那一块钱收回去：“就两毛钱，你看你费劲的。”


丁盛把手帕重新叠好，塞回裤兜，提起菜篮子：“能省两毛是两毛，两毛钱买块姜，够炝一锅菜的。”


车厢晃荡着往前开，车窗开着，热风呼呼地灌进来，丁盛后背的衬衫已经湿透了，贴在脊梁骨上。


路过一个军营门口，他转头朝外头望了几眼。门口的哨兵站得笔直，杨树叶子被晒得打蔫，他看了一眼，收回目光，没什么表情。


有人给他让座，他摆摆手：“两步路，站着舒坦。”


那趟车坐了大概四站地，下车的时候，丁盛先把菜篮子递下去，然后才扶着车门边的铁杆，慢慢迈下台阶。


回到住处，是军区干休所里一套普通的房子，家具还是八十年代的款式，沙发上的凉席破了边，用布条缝着。


丁盛把菜拎进厨房，自己系上围裙，夫人要帮忙择菜，他把小马扎往自己屁股底下一放：“你歇着，我来。”


水龙头哗哗地响，他蹲在厨房门口，一片一片掰开菜叶，把发黄的叶子摘掉，但舍不得扔，放在另一个盆里，说晚上可以煮菜粥。


那三个鸡蛋他小心地磕进碗里，筷子搅动的声音很慢，碗边沾了一点蛋液，他用手指头刮下来，舔了。


晚饭就是冬瓜汤、清炒小白菜，还有一小碟花生米，吃完，他把那个蓝格子手帕又掏出来，擦了擦嘴，叠好。


后来有人提起丁盛，总会说到那张捏得皱巴巴的公交车票，和那八枚汗津津的硬币。


没人知道他那天晚饭的冬瓜汤里放没放那块用两毛钱省下来的姜，但菜锅炝锅时响起的“刺啦”一声，大概就是他晚年生活里再平常不过的一个晌午。


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钱要一分一分地数，菜要一顿一顿地买。那个夏天过去后，广州的公交车很快又涨了价，菜市场也搬了地方。


只是偶尔还有老邻居记得，干休所有个老头儿，坐公交时为了两毛钱找零，能在晃荡的车厢里翻遍所有的口袋。


他不是为了那两毛钱本身，只是习惯了把日子过紧，过实，过得像手里的菜根，每一丝纤维都要嚼出味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