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郑位三常年在家养病，没衔、也没职务。1955年定级，工作人员犯了难，毛主席和周总理却异口同声：让他享受副总理待遇！

1955年，北京，一份干部定级表摊在桌上，姓名栏写着郑位三。

职务栏空着，军衔栏也空着，表在几个人手里传了一圈，没人肯先落笔。

空着的不是资历，是他自己让出去的位子。

1948年以后他不再担任具体职务，别人的履历往上走，他的停着。

这张表难填，原因就在时间上，得拨回1946年那个夏天，他在中原军区当政委。

1946年6月，国民党调30万兵力围住中原军区，军区能打出去的只有5万多人。

他和李先念定的办法是突围，几十天里部队天天急行军。

白天钻山沟，夜里摸黑走，一仗接一仗。

突出去了，人也垮了，部队站住脚时他瘦得脱了形，那一年他44岁。

1948年他退下来养病，退出军界，此后二十七年，他的名字只出现在委员名单里。

病床上他还看书，马列的书随身带了几十年。

刘少奇说过一句，“郑位三是鄂豫皖干部中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一个”。

要说清这股劲从哪来，事情得从1918年那场考试讲起。

那年他16岁，考进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

张榜那天他排在第三名，回家就把名字改了，原来叫郑植槐，从此叫郑位三。

1925年他在武汉入党，两年后回黄安当县委书记，那一年25岁。

1927年8月，大革命失败，县委负责人走了。

摊子眼看要散，他和吴焕先、戴克敏把县委重新搭起来。

9月，黄安九月暴动打响，队伍里没几条枪，大半人拿的是梭镖和大刀。

暴动之后是清剿，人一批批地少，他没走。

1932年主力西征，他留下当鄂东北道委书记。

因为主力一走，根据地就空了，敌人开来几个师。

他手上没兵，只能把区乡干部三五个人编成一队。

1933年他在罗山县卡房办训练班，自己上台讲课。

把打法定成十六个字，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

这支队伍有个说法，叫“没有挂牌子的苏维埃政府”，一个乡三五个人，打仗也管老百姓的吃穿。

1934年11月他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跟部队长征，1935年7月留在陕南打游击。

抗战起来他回到鄂豫皖，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1945年当选中央委员。

1942年夏天他和蒲云结婚，新婚那晚客人散尽，他拉着她的手，说了三条规矩。

“公家的东西，有你一份你就要，没有的不能向组织开口。

我谈工作的时候你不要在场，也不要拿我的名义向公家要东西。”

三条守了几十年，组织给他开小灶，蒲云带孩子去大食堂排队，一次没破过。

1955年组织让他搬到北京定居，搬家那天一个亲戚想搬走那个大衣柜，他没让。

“公家的东西是配给我使用的，我现在搬家不需要了，就该归还公家，不能送这个人情。”

定级的结果是行政三级，享受副总理级待遇。

这个级别是毛主席、周总理批的，红安的档案里存着材料。

拿到这个级别他心里并不安，跟组织上说，自己现在不能干活。

拿那么多钱干什么，这话不是客气，是他真觉得欠着。

真正值得说的不是那张表上填了什么。

是一个人的级别最后只能由别人替他算，他自己一次没伸过手，也没让人替他说话。

1955年那套工资制度是新中国头一回给干部定级，行政一级到三级就那么几个人。

级别后面连着的是一整套待遇，这不是发一张奖状，是把一家人的日子托住了。

他之所以让这个三级显得扎眼，不是三级有多高。

是他连“该不该要”都问了一遍，问完还把大半退回去。

问题就在这儿，一个人把功劳压进档案，把位子让给别人。

把待遇推回组织，最后只能由组织来定，他自己一句没争。

后果是家里什么也没留下，孩子们从小知道父亲不给留钱。

也不许借他的名字办事，长大后各走各的，这才是他留下的东西。

这不是清高，是他把功劳和待遇看成两件事，功劳归死在山里的人，待遇够活着用就行。

1975年7月27日，他在北京病逝，73岁，从1948年退下来算起，他在病里熬了二十七年。

1994年，骨灰从北京迁回红安，葬在他当年钻过山沟的那片坡上。

七里坪的山坡上立着一块碑。

风从大别山那边过来，草伏下去又立起来，没有人再提那张定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