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表示国内一些“精英”群体，由于其核心利益与海外深度绑定（子女教育、家庭资产、未来退路等安排在国外），因此在面对大国博弈时，他并不希望中国占据优势或取得胜利 ，因为中国一旦获胜，他们在海外的利益就会受损。
 
过去我们总疑惑，明明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博弈，总有一些有身份、有话语权的人率先站出来劝让步、劝妥协，张口闭口“斗则两伤”，却绝口不提一味妥协要付出的代价。
 
现在回头看，不是他们看不懂大势，而是屁股决定脑袋，利益的底盘落在哪边，嘴巴就会替哪边说话。
 
首先要划清一条线：我们不是反对所有人拥有海外资产。
 
普通家庭攒钱送孩子留学，做点分散的海外投资，甚至选择移民定居，都是个人选择，无可指摘。
 
但这里说的“精英”群体完全不同，他们往往掌握着社会资源、行业话语权，甚至能影响公共舆论的走向，他们的核心利益根基，从根上就搭建在了海外。
 
对这些人而言，国内更像是一个“赚钱的主场”，而海外才是他们认定的“最终归宿”。
 
孩子从小送出国接受教育，配偶子女早早拿到海外身份，资产大头放在境外账户、海外房产，连退休养老的规划都悉数落在了国外。
 
他们的财富增值路径，很多时候依托的是中西之间的信息差、规则差，靠的是连接国内外的“中间商”身份。
 
中国与西方关系越缓和，越顺着西方制定的规则走，他们的生存空间就越舒适，利益就越稳固。
 
可一旦大国博弈走向深水区，中国要走自主发展的道路，要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话语垄断和规则垄断，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他们的既得利益。
 
比如推进芯片自主可控，那些靠代理海外芯片、靠西方技术授权吃饭的群体，直接面临饭碗被重塑的局面。
 
比如推动产业升级，那些靠低端外贸赚差价、吃红利的人，要面对转型的阵痛。
 
更不用说博弈一旦加剧，西方收紧对华人资产的审查，他们放在海外的家底，随时可能成为被优先收割的对象。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现象：每次西方抛出制裁大棒，最先表现出焦虑、忙着呼吁妥协的，往往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这群核心利益在海外的人。
 
他们会第一时间在舆论场造势，说都是我们太高调、太强硬，才惹来对方的打压，应该主动低头换取和平。
 
可他们嘴里的“和平”，本质是维持过去西方主导、我们跟随的旧秩序。只有这样，他们的中间商位置才坐得稳，海外的利益才不会受波及。
 
这种心态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与西方的发展差距大，很多人天然带着“西天取经”的心态，默认西方的一切都更优越。
 
那时候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有条件的都想把家人送出去、把资产转出去，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是“避险”，是所谓“成功人士”的标配。
 
几十年过去，这种心态成了路径依赖，哪怕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今非昔比，他们的认知还停留在几十年前。
 
但他们恰恰搞错了一个最根本的逻辑：海外利益的安全感，从来不是靠讨好西方换来的，而是靠祖国的实力托底的。
 
过去几十年，华人在海外能安稳经商、积累财富，不是因为西方人格外宽容，而是因为中国一步步强大，有了保护海外公民与资产的能力。
 
如果中国真的在大国博弈中败下阵来，失去了国际话语权，那些放在海外的资产，根本没有任何可靠的保障。
 
远的不说，就看近几年西方国家的操作：以“国家安全”为名无端冻结他国公民资产，随意审查华商企业，甚至直接没收财产。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能站出来给你撑腰的，只有你自己的祖国。
 
把全部退路都押在海外，相当于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别人手里，真到了利益博弈的关键时刻，一纸政令就能让你几十年的积累打了水漂。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群人手里握着不小的话语权，他们的观点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导给公众，慢慢消解社会的共识。
 
大国博弈拼到最后，拼的就是内部的凝聚力和战略定力。
 
如果舆论场上总是充斥着“妥协有理”“自主无用”的声音，总有人变着法子唱衰自己的国家，就会干扰我们的发展节奏，让我们在关键路口犹豫不决。
 
当然，我们没必要把这种分歧上升到极端的道德批判。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但享受了国内发展的红利，手握公共话语权，就该守住基本的底线。
 
可以不选择和国家站在一起，但至少不要反过来拆台，不要为了一己私利，去损害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局。
 
真正的精英，从来不是把退路铺在海外的人，而是把根扎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那些带着核心技术回国的科研工作者，那些深耕实业搞自主创新的企业家，那些在各自领域推着国家往前走的普通人，他们的利益和国家的崛起深度绑定。
 
国家赢了，他们的未来才会更好，这样的利益才是最牢靠、最长久的。
 
高志凯的这番话，不是要挑起群体对立，而是点破了一个很多人不愿明说的现实。
 
在大国博弈的深水区，没有谁能真正置身事外，你把核心利益放在哪里，你的立场就会偏向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