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西路军两万多人几乎全军覆没。陈昌浩作为西路军最高军事主官，回延安后写了一份几万字的报告。在这份报告里，他没有甩锅给恶劣的地形，没抱怨马家军的凶悍，甚至没怎么怪当时的遥控指挥。

他直接把刀对准了自己：

他承认自己是“国焘路线之第一个负责执行者”。

战术上，他痛骂自己犯了“分兵攻防”的死错，直言“高台以前之单纯防御确是自取之祸”。

他悔恨交加地说，如果西安事变后坚持东进，最少能保住西路军的老底子。

他就像一个绝望的医生，一刀一刀割自己的肉。他用最卑微的姿态，替西路军的全军将士做政治上的辩护，说这支部队始终是听党指挥的。

但最悲剧的，是他连“实话”都不能完全自己做主。

陈昌浩当时背着巨大的思想包袱，半月后，迫于“批张”的压力，他在第二次报告里被迫改口，给自己扣上“基本执行国焘路线”的死帽子。其实这根本不实事求是，也不是他的心里话。

他的悲剧就在这里：一个敢坐上缴获的飞机、拿着手枪逼飞行员去轰炸敌军的猛将，在“批张国涛”风暴面前，却像个吓坏了的人。他在“忠于事实”和“紧跟”之间被活活撕扯。

更荒诞的是命运的玩笑。他当年在窑洞里痛定思痛、把脏水全泼在自己身上的那些“总结”，几十年后被证明：西路军失败有太多复杂的客观原因，根本不能由他一个人背锅。

他抢先替历史判了自己的死刑，而历史后来却告诉他：你其实不用死。

可是，太迟了。1967年的那个深夜，当他被批斗得浑身是伤，吞下安眠药的时候，他心里的那道坎早就过不去了。

看看他戴着八角帽的这张版画，眼窝深陷，疲惫不堪。这张脸，和后来在苏联外文局驼背改稿的样子，和文革时脖子上挂着红叉牌子的样子，严丝合缝地重叠在了一起。

他二十五岁飞在天上，意气风发；六十一岁死在暗夜里，静默无声。这个一辈子都在剖析自己的人，最后用一死，替那段沉甸甸的历史，画上了一个最悲凉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