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的劳动力不值钱，那么永远都成不了发达国家。原因很简单，廉价劳动力没有消费能力，没有消费能力就没有内需，无法带动经济循环发展，而依靠外需又无法带动本国庞大的体量。

2025年，中国居民消费率是40.0%。世界银行的同期数据摆在那里，全球平均水平大概58%，发达经济体普遍在60%到70%之间，美国二季度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到了68%。

人均GDP已经过了1.3万美元，消费率却比处在相似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低了15到20个百分点。

一个造得出全世界最多钢铁、最多汽车、最多手机的国家，自己人花掉的钱，在自家经济大盘子里只占四成。这个数字本身不骂人，但它把一个问题摊在了桌面上：东西造出来了，谁买？

买的前提是兜里有钱。兜里有没有钱，要看劳动在分配里占了多少。

2024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是51.3%，比2022年的52.75%还略微往下走了走。这个比例放在发达国家面前，提升空间是明摆着的。

更扎眼的是最低工资的位置。1993年那份《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写得很清楚，国际上一般月最低工资相当于月平均工资的40%到60%。

可到了今天，上海的最低工资是2740元，社平工资12307元，算下来只占22.3%，早就滑出了那条国际参考线。2022年全球49个较大国家里，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比重低于30%的只有9个，中国在里面。

这不是抽象的道德判断。一个月拿两千出头的人，你让他去消费，他能消费什么？房租、饭钱、通勤，几样硬支出就把工资拆得七零八落。

他不是不想花钱，是花完这个月，下个月就得悬着。一个社会里大量的人处在“手停口停”的边缘，内需就是一句漂亮但够不着的话。

有人会说，那靠出口行不行？过去几十年，这条路确实走通过。可体量摆在这里。一个14亿人的经济体，外部市场再大，也吞不下它全部的产出。

2025年下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逐月回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转负，内需对增长的贡献率比过去四年的均值往下掉了一截。

外需那头呢，贸易摩擦、地缘波动，哪一样都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把一个大国的饭碗长期搁在别人的码头边上，本身就是一件悬事。

日本在六十年前撞上过同一堵墙。1957年经济危机之后，产能过剩摆上台面，内需不振，增长过度依赖出口。1960年池田内阁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核心着力点不是修更多的路、建更多的厂，而是提高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

推行最低工资制度，完善社会保障，把劳动报酬的年均增速拉到10%以上。结果呢？计划实施的十年里，日本民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有10年高于60%，净出口的拉动从来没超过1%。

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普及率冲到了90%以上。不是日本人突然变得爱花钱了，是工资涨了，普通人买得起以前买不起的东西，工厂的生产线才有了接着转的理由。

韩国1987年那一段更直白。工资谈判压不住，最终涨幅冲到15%到20%。当时不少声音喊“经济要垮”。

可后来的走向是，持续涨薪逼着企业往技术开发上走，技术投入拉高了竞争力，出口跟着扩，而工人手里多出来的钱又流回了国内市场。

1987年之后，韩国普通上班族拥有私家车从稀罕事变成了常态，汽车产业被内需推着爆了一轮。廉价劳动力那条路，走到某个节点上，不是被道德劝退的，是被经济自身的逻辑逼着转的。

回到眼下。中国制造业里高技能人才缺口以千万计，高级技工缺口到了2200万人，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仍然远低于多数发达国家技术工人的水平。

一边是产业升级喊得震天响，需要能把机器调明白、把工艺吃透的人；另一边是这些人的价格被压在低位。

如果干技术活的、站流水线的、送快递跑网约车的，都只能拿到刚刚够活的收入，那产业升级的钱从哪里回流？升级本身是需要有人买单的，最稳的买单者从来都是本国庞大的消费人群。

“投资于人”这句话，2025年底被放到了很重的位置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写入了“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方向从短期的消费补贴转向把收入增长做成有目标、有路径的东西。这说明账已经算明白了。

不是发几张券就能把消费拉起来，是得让劳动在第一次分配里就拿到更体面的份额。供强需弱这个矛盾，根子不在工厂的产能，在普通人工资单的数字。

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说到底是一个国家给“干活的人”定的价。把这个价长期摁在低位，短期看是成本优势，长期看是把最大的那群消费者摁在了市场门外。

门关久了，里面的产能再强，也只是一间没有回声的空屋子。日韩走过的路没有给出“涨工资就万事大吉”的童话，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廉价劳动力撑不起一个发达国家，不是因为良心过不去，是因为那套循环自己在数学上就转不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