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曾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提不出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就可按"敲诈勒索"起诉从严惩处！

这段建议引发大范围共鸣，是因为它戳中了路人心里压了很多年的顾虑：伸手扶一把，会不会反过来把自己拖进一场赔钱官司。

路上看到老人摔倒，伸手扶一把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本能反应，现在却成了需要反复权衡利弊的选择题。没人怕扶老人本身，怕的是扶完之后，对方家属上来就一口咬定是你撞的，张嘴就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赔偿。

更让人不舒服的是整个事件的成本完全不对等。讹人的一方全靠一张嘴，不用拿出任何实质证据，只要一口咬死，就能把救助者拖进无休止的麻烦里。救助者要花几天甚至十几天跑周边找监控、问路人找证人，费劲力气只为自证清白。

最后真相大白，讹人的一方大多就轻飘飘一句对不起，转身就走，连半句实质性的补偿都没有。救助者搭进去的时间、精力，还有平白受的委屈，全都一笔勾销。

这本质就是一场零成本的讹诈。

讹成了凭空赚一笔巨款，讹不成也没有任何损失。这种稳赚不赔的无本生意，自然有人愿意反复尝试。时间久了，愿意伸手的人自然越来越少，毕竟谁也不想拿自己的时间和钱去赌别人的良心。

其实现有法律体系不是完全没有相关规定。民法典里的好人条款已经明确，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但落到扶老人被讹的具体日常场景里，执行力度总差一口气。

大多数时候家属只是口头索赔，没有动手撕扯、围堵纠缠这类软暴力情节，也没有主动去公安机关诬告陷害，很难达到刑事立案标准。

尤其是很多涉事老人年纪超过70岁，按规定还可以免于行政拘留，最后就剩几百元罚款，连救助者跑手续花的路费、误工费都抵不上。这种处罚力度与其说是惩戒，不如说是走个过场，根本起不到警示作用。

李玫瑾的建议，核心就是把这个不对等的成本关系掰回来。不用一上来就谈判刑定罪，先把经济处罚的门槛提上去。既然对方是奔着钱来的，那就直接从钱上入手，让讹人的代价远大于可能拿到的赔偿，从根源上掐掉这笔生意的收益空间。

按照现行敲诈勒索刑事案件的认定标准，数额较大的门槛是2000到5000元以上，很多张口就要几万的索赔，其实已经摸到了数额认定的边缘。

只是因为大多处于未遂状态，又没有明显的软暴力情节，才没往刑事方向靠。但就算不触碰刑法，行政罚款的额度也完全可以往上提。

现在很多地方针对这类行为的罚款还停留在几百元的水平，和动辄几万的索赔额比起来根本不在一个量级。如果能把罚款和索赔金额直接挂钩，比如对方张口要10万，查实是讹诈就罚5万甚至更多，那这笔账就没那么好算了。

很多人会说，老人年纪大了何必这么较真。这话听着像讲人情，其实是在纵容坏规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来不是一句空话，高龄不能成为肆意消耗他人善意的挡箭牌，更不能成为家属躲在身后牟利的工具。

真要落实这个建议，不用一步到位全按刑事处理，可以先从两个层面稳步落地。

第一个是明确举证责任归属，既然是家属主张赔偿，那就必须由家属拿出证据证明是对方造成的伤害，拿不出证据还继续索赔的，直接启动调查程序，不用让救助者反过来四处奔波自证清白。

谁主张谁举证本来就是民事纠纷的基本原则，之前很多案例里把举证责任甩给救助者，本身就偏离了基本规则。

第二个是推行分层处罚机制，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的，就用高额经济处罚兜底。有退休金的，可以从退休金里按月扣除对应罚款；有子女在背后参与撺掇的，一并追究责任，不能让家属躲在老人身后当推手，出事了就把老人推出来挡枪，自己全身而退。

这种处罚不是为了罚钱，是为了打破“讹不成也没损失”的侥幸心理。当一次讹诈可能赔进去半年甚至一年的退休金，再想打歪主意的人就得好好掂量掂量，这笔买卖到底划不划算。

保护善意从来不是靠道德说教就能实现的。天天喊着要大家见义勇为，转头就让见义勇为的人自己承担所有风险，说再多漂亮话也没用。法律要做的就是给善良托底，让做好事的人不用提前想退路，也不用事后费尽心思给自己洗冤。

现在路面监控覆盖率越来越高，技术上查清真相并不难，难的是查清真相之后的追责。很多时候不是查不清事实，是觉得事情不大没必要深究。

可就是这种一次次的“没必要”，一点点耗光了公众的善意，也拉低了整个社会的信任底线。

说到底，扶不扶老人从来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是规则问题。规则清晰了，责任明确了，代价到位了，大家自然敢伸手。

李玫瑾的建议之所以被反复提起，不是大家想跟老人过不去，是大家想给自己的善意找个安全的落脚点。

等哪天讹人的风险远远高过收益，没人再敢打好心人的主意，路上看到有人摔倒，大家第一反应是上前帮忙，而不是先掏手机录视频留证据。那时候不用喊任何口号，社会风气自然就回到了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