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讨论胡适，争议往往集中在他言行标准的落差之上。1909 年在上海，十八岁的胡适遭遇家境变故，《藏晖室日记》记录一段颓废时光，五十九天内多次打牌、赴宴、看戏、出入风月场所。

多年之后，他在文章中批判娼妓制度的危害，这段早年经历，也成为后人讨论其行事矛盾的一个切入点。

在婚恋问题上，胡适同样饱受争议。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个性解放，却遵从婚约，和江冬秀相伴一生。

1923 年，他和曹诚英产生感情，一度提出离婚，在江冬秀激烈反对之下作罢，二人之后仍保持通信往来。这件事，也让人们看到新思想倡导者在现实伦理面前的进退与妥协。

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提出 “五鬼闹中华” 的看法，认为贫穷、愚昧等内部问题阻碍国家发展，该观点当时就受到陶行知的公开批驳。对于李顿调查报告，胡适曾认可报告里的自治设想，希望以此收回东北主权，这套主张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引来很大非议。

抗战前夕，他曾和低调俱乐部一众人士交流，对战争前景持悲观态度，不过之后他转变立场，受命出使美国争取外援。

胡适的学位经历，也长期为人议论。1917 年他回国任教，彼时已经通过哥大博士答辩，只是受学校论文出版规定限制，直到 1927 年才正式拿到学位。

他一生累计获得三十六个博士头衔，其中绝大多数是海外高校授予的荣誉学位。1922 年溥仪电话邀约，胡适入宫相见，见面时称呼对方皇上，事后撰文感慨溥仪处境，这件事在当时舆论当中引发不小争议。

胡适在新文化、文学改良领域留下重要成果，可他一生很多选择始终充满矛盾。他写下大量倡导自由、革新的文字，在面对现实变局、传统羁绊、民族危机时，却常常有摇摆与权衡。

评价这样的近代人物，不能只看纸面的文字主张，更要看危难关头，他实际做出的取舍，以及这些选择带来的时代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