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张闻天与2个女儿在无锡的合影，照片中他的2个女儿衣着朴素，生活过的并不安逸。右边的是长女，当时在上海兽毛厂当临时工；左边的次女，是上海自行车厂的普通工人。工作太一般了，她们甚至比不过普通家庭的子女。1年后，张闻天逝世，但他并未将积蓄留给子女们，而是1次性作为党费上交给了党组织。

1975年秋，无锡汤巷45号那栋小红楼前，一个视力只剩0.2的老人和两个女儿照了张相。

长女张维英那年55岁，在上海一家兽毛厂做临时工。

相片拍完，大女儿在院里劈柴、洗衣、拖地。

忙完坐下纳鞋底，老人看了半天，说了一句不要纳了。

原话是“你劳动了一辈子，休息休息吧！”。

后面还跟一句，子女的穿着让他们自己去考虑。

照片上这位老人叫张闻天，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主持过中央工作。

后来做过驻苏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要弄清这两个女儿为什么一个在毛厂打包、一个在车间站班，得从1951年上海大厦那面说起。

1951年，他动身去莫斯科上任，走前在上海大厦见了长女和外孙女。

那是父女分开二十六年后的头一面。

他这才知道两个女儿日子过得紧，当场答应替长女还清旧债，却没答应给她安排一份工作。

债是替她还过去，工作是替她占将来，前一件他肯做，后一件一寸不让。

1955年，他从苏联任上回来。

驻外攒下的12万卢布折成人民币7万多元，全数上交，没留一分。

衣裳领子磨破换领子，袖口烂了补袖口，那块旧表戴到看不清刻度，后来传给了儿子。

1950年代中后期，儿子张虹生看见小汽车想坐。

赖在车上不下来，他把车门关上，自己走路去上班。

后来儿子要考外交学院，外语没底，想让他递句话。

他回得干脆：“你有本事就上，没本事就别上。”

1967年，儿子在新疆农场结婚。

他寄去400块钱和一床用过的旧被套，新被子还是女方家里寄的。

1969年10月，他和刘英被逐出北京，送到广东肇庆，住在半山腰一间平房里，化名张普。

肇庆六年，视力掉到0.2，厚书拿不动就拆成薄册子。

贴着桌面看，写下的文稿将近10万字。

1975年8月25日夜里到无锡，9月1日搬进汤巷45号。

医生一查，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全压在身上。

女儿们从上海赶来看他，火车两个钟头。

长女说自己为进厂把年龄瞒小了，在毛厂拉车，能干一天算一天。

他听完先说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像人民一样地生活。

隔了一会儿又心疼，说年纪大了，万一受了伤怎么办，临时工就不要做了。

1976年4月，他把刘英叫到床边，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

他嘱托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交给党，作最后一次党费，刘英点了头，他还是不放心。

他一定要拿纸来，让她写下保证、签上名字，刘英一边写一边问：“难道你还信不过？”

纸上的字很少，二人生前商定，存款死后交给党，落款1976年4月，签名只有张、刘两个姓。

1976年7月1日早上，他听完广播，喝了几口米汤。

又翻看折叠轮椅的介绍，跟刘英说想弄一辆。

下午4点多，他上厕所时心脏病发作，只说了半句“心里难过得……”，人就倒在警卫员身上。

晚上7点30分，心脏停止跳动，那年他76岁。

在无锡住了不到十一个月，最后一篇稿子补了18页。

1977年5月，刘英把4万元存款连169.6元利息一起交上去。

一共40169.6元，三个孩子一分没落着。

真正值得说的不是这40169.6元，是在这笔钱交出去之前。

他先把三个孩子从“高干子弟”四个字里摘了出去。

他不是不疼孩子，他疼的方式是不给位置，位置一旦给出去，孩子就再也不是普通人了。

外人看这家人过得苦，苦的其实不是日子。

是那条线他一直拦在自家门口，一步不许往里面挪。

反过来看，他给女儿的也不算少，一句要像人民那样过日子的话。

一条自己读自己干的路，一个不用靠父亲名字过日子的身份，这才是给得起的东西。

他这辈子往外掏的钱一次比一次狠，12万卢布、7万多元、40169.6元。

去的都是公家，对儿女只有一句，家里的东西别指望，问题就在这儿。

这条路他走了一辈子，也没让谁跟着沾光，位置越高。

家门口那道坎就越高，这才是最难学、也最没人愿意学的地方。

汤巷45号那栋小红楼还在，门口那条弄堂很安静。

走进去的人不会知道，这屋里住过一个不肯给女儿安排工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