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江苏连云港的考古队清理一座汉墓，从土里刨出一块木牍。木牍不大，正反两面写满了蝇头小字，列的是东海郡某一年的行政汇总：户口几何，垦田几顷，仓储多少，官吏若干。

这份文书叫《集簿》，是目前所见保存最完整的汉代郡级年度统计报表。

有人拿它去对照《汉书·地理志》——那里有西汉末年东海郡的户口数字。

账，对不上。

先说两组数字。

《集簿》记录的是汉成帝元延二年，大约公元前11年的东海郡数据：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四十三。换成阿拉伯数字，就是266290户，1397343人。

《汉书·地理志》记录的是汉平帝元始二年，也就是公元2年的东海郡：358414户，1559357人。

两者相距约13年。户数差了九万多，人口差了十六万多。

如果是自然增长，13年涨这么多，东海郡得是个人口爆发的奇迹之地。

有人说：这没什么奇怪的，不就是时间差吗？但这里面有个问题，捅一下就漏了。

这块木牍出土的六号汉墓，墓主叫师饶，东海郡的一名中层官吏，职务是功曹史。考古队根据出土印章和文书判断，他大约死于成帝元延年间。随葬品里有他的工作日记，记录了他日常骑马在各县奔走处理公务的情形，连每天住在哪里都记下来了。354条流水账，读起来像个基层公务员的出差报销单。

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的人，把一份完整的郡级行政报表带进了墓里。这东西不是《史记》，不是《汉书》，是行政存档，原本注定会腐烂消失。

结果它没有消失，跟着主人一起埋下去，然后等到了1993年。

再剥一层。

《集簿》这种文书，汉代叫"计簿"，是各级地方政府每年向上级汇报的年度统计表，从县到郡，从郡到刺史部，最后汇总到中央。班固写《汉书·地理志》的时候，手上就有一份全国版的集簿，那是中央政府保存的汇总数据，格式和东海郡《集簿》如出一辙。

这就是为什么学者把东海郡《集簿》和《汉书》拿来对照——它们是同一套体系生产出来的东西，只是一个是地方存档，一个是中央留底。

问题在于，这套体系本身有没有问题。

统计口径对得上吗？汉代的"口"，是登记在册的人，不是实际人口。户籍系统统计的是编户齐民——那些被国家登记在案、要交赋税、要服徭役的人。而在西汉后期，大量人口游离在户籍之外。
豪族庄园把依附民攥在手里，不报给官府。流民逃离原籍，哪里也不登记。方士、游侠、商贾，各种游走在体制之外的人，统统不在册。

历史研究者高大伦1998年在《历史研究》发文指出，东海郡《集簿》中的户口统计与实际情形存在较大出入，尤其是少儿和高龄人口数字，显示出系统性的统计偏差。

所以账对不上，不是因为这13年东海郡的人生了很多孩子，而是因为数字本身就不是真实人口的镜子，它是户籍系统的镜子。

再剥一层，更有意思了。

《集簿》里有一行字："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二千六百廿九。"本年户数比上一年多了2629户。这说明集簿每年都在记增减，年年对账，格式固定。

但另一个数字就值得多想了。《集簿》还记录了6岁以下人口：26万2588人。用这个数字来推算出生率，会得出西汉后期东海郡的死亡率高得惊人，大约在千分之二十以上——这相当于现代战乱国家的水平。

这显然不是正常太平年景该有的数字，当时东海郡没有大规模战乱，《集簿》里显示农业生产还在扩张，当年春天种树面积比上一年多了四万六千余亩。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些数字本身存在统计失真，尤其是年龄分组的数据，可能受到了上报口径和漏报的双重影响。

也就是说：这块木牍上的数字，是真实文书，不是假造的。但真实文书里的数字，未必是真实世界的精确映像。

这就是汉代户籍数字一直让历史学家头疼的地方。

【主要信源】
《尹湾汉墓木牍〈集簿〉户口统计资料真实性探讨》，袁延胜，《史学月刊》2016年第11期
《〈集簿〉的释读、质疑与意义探讨——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二》，高敏，《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
《尹湾汉简集簿研究——我国首见的郡级统计年报探析》，李孝林、弋建明、熊瑞芳，《统计研究》2004年第9期
《写在简牍上的制度史：东海尹湾简牍中的廉洁元素》，北京日报，2022年12月23日
《汉书·地理志》，班固，中华书局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