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柄从香港借来的木槌，敲开了宪法的大门。

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会堂。拍卖官刘佳胜手里握着一柄枣红色的樟木槌，槌子本身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它的来路：内地当时找不到像样的拍卖槌，是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刘绍钧和后来当过香港特首的梁振英，专门定制了这柄槌子送到深圳。连拍卖用的工具都要从对岸借，可见这场“拍卖”在当时的内地有多陌生。

更微妙的是，这场拍卖在报纸上根本不叫“拍卖”。公告上写的是 “公开竞投”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后来直言不讳：“这场在深圳举行的土地使用权拍卖，严格地说是违宪的。”1982年宪法白纸黑字写着，土地不得“出租”。为了避开“卖地”的指控，深圳官方连字眼都斟酌到了牙齿。

深圳为什么非要冒这个险？因为实在撑不下去了。

1985年，政府搞“七通一平”向银行借了6.5亿，每年光利息就要还5000万，而全年收上来的土地使用费只有1200万，连利息的零头都盖不住。而对岸的香港，土地出让收入占政府财政的六成以上。穷则思变，深圳决定向香港学，但学的第一步，是先得让自己“合宪”。

拍卖现场规格高得反常。李铁映、刘鸿儒坐在主席台上，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到场观摩，44家企业领了号牌，其中9家是外资。底价200万，每口加价5万。叫到第七轮，有人直接喊出了 “400万” ，把拍卖官刘佳胜都惊了一下。

真正的主角是骆锦星，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他手里的11号牌一直举得很克制，直到价格冲到390万以上，才第一次出价 “400万” 。骆锦星这么沉得住气，是因为他早就习惯了被骂。七年前，他顶着“违宪”的风险跟香港人合作盖房，被人扣上 “卖国贼” 的帽子，一戴就是好几年。他后来对记者说，希望过了这一天，能把这顶帽子甩掉。

价格攀到520万时，骆锦星开始紧张了。他手里的预算上限是530万，只剩两次加价机会。他喊出 “525万” ，槌声落下，17分钟，成交。

站在前排的《深圳特区报》摄影记者刘廷芳，两台相机恰好都没胶卷了，情急之下举起一台理光“傻瓜”相机，借着电视台的灯光连按三下，定格了那个瞬间。一张用傻瓜相机拍的照片，拿了当年的全国新闻摄影银牌奖。

但“第一槌”真正的分量，不在525万这个数字上。

骆锦星在这块地上盖了东晓花园，154套房子一小时内售罄，公司净赚近400万。然而更关键的连锁反应发生在北京：不到五个月，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删去了禁止土地“出租”的条款，加上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一柄借来的木槌，敲下去的时候是“违宪”的，敲完之后，宪法为它让了路。深圳这一槌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证明了土地能卖多少钱，而在于它用一次“技术性违规”，倒逼出了一场根本大法的修正。

改革有时候就是这样：先做出来，再让规则追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