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东京审判，印度法官帕尔死磕到底，坚持所有日本战犯无罪。
 
东京审判落幕后，七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处死刑。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却在异议意见中主张，被告应当无罪释放。几十年过去，这份长达一千多页的意见仍被日本右翼反复引用，甚至被拿来否认侵略责任。
 
争议的核心，不只是帕尔和其他法官意见不同，而是他把法律问题、殖民历史和战后权力关系缠在了一起。要理解他的立场，得先看清他反对的是什么，又留下了什么。
 
帕尔1886年出生于英属印度，后来成为法学家和法官。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人长期承受不平等，这段历史影响了他看待国际秩序的方式。对他来说，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既是战胜国，也是曾经支配亚洲的殖民力量。
 
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大举扩张。帕尔对日本抱有复杂看法，他反对西方殖民，却也容易把日本挑战西方势力看成亚洲反抗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反殖民立场不能自动替日本的战争行为开脱。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十一名法官分别代表不同国家。帕尔代表印度参与审判，后来与多数法官分道扬镳。他认为，法庭用战后确立的罪名追究战时行为，存在法律上的追溯问题，也质疑个人能否为国家发动战争承担刑事责任。
 
这类问题并非凭空出现。战后国际法确实面临一个难题，过去的法律规则能不能处罚此前发生的战争行为？在帕尔看来，法庭若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就不应把新的罪名追溯用于被告。
 
不过，东京审判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1928年的《非战公约》已经提出，各国不应把战争当作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它没有形成有效的惩罚机制，却说明战前国际社会并非完全没有反对侵略战争的规则。帕尔强调法律边界，有其可讨论之处，但把这点直接推到所有被告无罪，争议就大得多。
 
更关键的是，他的法律判断没有改变战争事实。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及其他亚洲地区，南京大屠杀等罪行也有大量证据和证人证言。帕尔的异议意见不能抹去这些历史记录，更不能证明侵略没有发生。
 
他和东京审判多数法官的分歧，也不是简单的善恶对抗。帕尔担心战胜国借审判惩罚战败国，尤其反感西方国家以规则之名处理战后秩序。多数法官则认为，发动侵略战争的领导者不能仅以国家行为为由免除个人责任。
 
德国纽伦堡审判也碰到了相近争论。被告方面曾以服从国家命令、代表国家行事等理由辩护，法庭没有因此认定个人责任消失。这个比较说明，东京审判的法律难题并非日本独有，但不同法庭如何界定责任，仍存在争论空间。
 
1948年11月，东京审判公布最终判决，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判处死刑。帕尔提出异议，主张全部被告无罪。这份意见没有改变判决结果，却在战后不断被重新翻出。
 
真正值得分清的是，质疑审判程序，不等于否认侵略；指出战胜国也有殖民历史，也不等于日本战争责任因此消失。帕尔对战胜国权力的批评，可以作为理解战后审判的一种视角，但不能被剪成一句所有被告无罪，再拿去替侵略洗白。
 
后来，日本右翼把帕尔的意见当作历史辩护材料。靖国神社游就馆附近还设有他的纪念碑，这让一名法官的异议意见获得了远超法律讨论的政治用途。读者看到的，也就不只是一个司法分歧，而是战后记忆如何被选择、被引用。
 
帕尔当年的担忧是否有道理，可以继续讨论。可一个问题不能混在一起回答，战胜国审判是否存在局限，和日本是否发动侵略、是否犯下战争罪行，是两件不同的事。把它们混为一谈，才是这场争论延续至今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