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西路军与马家军血战倪家营子，马禄部俘获了红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

此役一月有余，没有退路、没有补给、没有援军。红军用远超生理极限的意志去填补火力与后勤的绝对差距，最终以几乎流干鲜血的方式，为西路军的命运画上了悲壮的一笔。

在“杀俘”是常态的背景下，马禄没有上报，而是将黄鹄显秘密安置在旅部养伤二十余天，随后提供便服和路费，派人护送其东归延安。此事后来被上司马步青知晓，马禄因此受到严厉斥责，但最终“不了了之”。

他随后将俘获的两百多名红军官兵编入自己的部队，其中一些人还被授予排长、军医等职务，并明令不准苛待，有伤病的安排医治。手下曾劝他杀掉俘虏以绝后患，据记述，马禄的回应大意是：外敌当前，中国人不该自相残杀，留着这口气去打日本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马禄率部东赴前线，1939年前后驻防洛川、铜川一带，与陕甘宁边区相邻。在此期间，他的做法明显有别于其他国民党部队。

马禄部保持与八路军和平相处，并接济粮食、弹药，同时还接待过途经防区返回延安的朱德、贺龙等人。

当初编入其部队的红军战士，在驻防洛川期间“大部分回归延安”。

1940年，马禄派参谋白慕真赴延安沟通，毛泽东亲笔题写了一面“抗日英雄”锦旗赠予他，这成为他生平中最值得骄傲的标志性的一页。

这段历史，勾勒出马禄身处对立阵营、却试图在“军人服从”与“民族大义”之间寻找平衡的复杂形象。他没有改变阵营，也参与过对西路军的作战，但在俘虏处置和抗日合作的具体行动上，确实突破了当时的常规。这些选择在当时的河西战场与抗战大局中，显得尤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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