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保国当了三十年副教授，最终却被逼到投湖自尽。他生前确实因抑郁症住院，但如果把他的死亡简单归结为抑郁症，对他而言无疑是另一种伤害。他所承受的，还有长期学术环境和行政压力带来的精神折磨。抑郁症或许加重了他的痛苦，却不足以解释他为何走上绝路。
从绝笔信来看，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白保国依然充满矛盾。他将矛头指向延安大学及学院的领导和行政人员，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够在死后得到调查，同时又发出无助的悲鸣，为自己的命运寻求一个答案。
有人惋惜他的选择，也有人设想，如果他能够忍耐下去，事情是否还有转机。但对白保国而言，继续忍受羞辱已经成为无法接受的事情。他选择以死抗争，试图保住自己最后的尊严。
学校发出的最后通牒，无疑加速了这一悲剧的发生。回头看此前的一系列冲突，白保国与行政部门的矛盾早已公开化。从替迟到教师鸣不平，到自己明明上了课却被记录为缺勤，即使找到学生作证，相关通报依然没有撤销。这些经历让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行政考核的针对对象。
更棘手的是，他似乎连通过行业潜规则自救的机会都失去了。如果按照学校的考核要求，通过虚报横向经费、花钱购买论文等方式过关，15万元走账、5万元买论文，反而可能成为别人追究他学术不端的把柄。此前与行政部门的公开冲突，使他很难再像其他人一样，通过妥协换取过关。
在他看来，摆在面前的已经是两种难以接受的结果：继续承受羞辱，或者在遭受羞辱后被学校清退。他最终选择以死抗争，希望用自己的生命让这种不公受到关注。
然而，白保国的死亡能否改变学校的环境，恐怕很难乐观。即使学校因此暂时收紧横向经费和论文指标方面的管理，也可能影响那些长期依赖潜规则完成考核的教师。有人甚至可能把这些变化归咎于白保国，将他视为破坏原有规则的人。
从学校管理者的角度看，把他的死亡归结为个人抑郁症，显然比追问行政管理和考核制度中的问题容易得多。对身处同一环境的同事来说，将悲剧解释为个人性格或选择，也能减轻自身的道德压力。
这恰恰意味着，白保国希望通过死亡引发公共关注的愿望，未必能够实现。他的死可能被重新解释，甚至被否定。
白保国已经无法为自己辩解，但他留下的绝笔信和那些尚未得到回答的问题，不应该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死亡的意义可以有不同解释，学校管理是否存在问题，却应当通过事实调查给出答案。死者需要安息，活着的人更需要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