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某一天，安娥走进了上海的一条弄堂。

她踮起脚尖往楼上看，看了看采光，推开门窗，掂量了一下租金，然后在纸上记下了地址。这栋房子不错，位置合适，价格也公道。

她把地址留给了田汉，说：婚房找好了，你去看看吧。

那时的安娥，肚子里已经有了田汉的孩子。

田汉不知道这件事。

要搞清楚这个女人，得先搞清楚她是谁。

安娥，原名张式沅，1905年生于河北获鹿县，家里是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末民初的教育家，曾留学日本。她从小熟读古文，对诗歌和音律有着浓厚的兴趣，18岁考入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

这是她的第一面：才华横溢的文艺女青年。

但她还有另一面。

1925年，20岁的安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她奉命赴大连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以秘书身份打入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瀛的机要部门，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地下党员。

这个女人，20多岁时已经走遍了革命工作的险地。她不是不懂失去意味着什么，只是习惯了面对它。

1929年，组织上有一项任务：在文艺界争取田汉的支持。

田汉是当时上海文艺界最响亮的招牌，剧作家、南国社创始人，才气逼人，性格浪漫，笔下的戏剧在上海滩到处演，名声一时无两。若能让他向左倾，对左翼文艺运动意义重大。

安娥，就是被派去做这件事的人。

田大畏后来在采访中说："当时父亲已经是左翼作家，各方面来往的人很多。母亲懂文艺，自己也会写东西，组织就派她去接近田汉。"

于是安娥走进了南国社。

田汉第一眼见到她，以为又来了一个积极要求入社的女学生，抬起头，却见安娥眉清目秀间颇有几分英气，不卑不亢，举手投足和那些小姑娘完全不同。

那是见过世面的女人才有的气质。

两人很快相谈甚欢，从文学聊到音律，从革命聊到人生。没多久，日夜长谈成了日常，安娥也顺势影响了田汉的思想。1930年3月，田汉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向组织靠拢——这件事，安娥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后，他们开始同居了。

麻烦来了，而且来得很快。

1930年，林维中从南洋回来了。

这个女人和田汉已经书信往来五年。她早年在刊物上读到田汉悼念亡妻的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被打动，主动写信表明心意，此后两人鱼雁传书，感情一发不可收拾。

林维中还把自己积攒的500元交给田汉支持他办学。这是见过家长的人，等了五年的人，当初约好学成归来就结婚的人。

她回来，就是为了婚礼。

林维中得知安娥和田汉同居的消息，拦下了安娥，当面质问。

据田大畏回忆，安娥对林维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与他结婚吧。"

说完，她开始帮田汉找婚房。

这里有一条很多人忽略的信息。

就在安娥四处踩点找婚房的时候，她的肚子里已经有了田汉的孩子。而田汉，不知道这件事。
安娥没有说。

田大畏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专门提到了这一细节，他说："母亲是地下党员，从事秘密工作，是个四海为家的革命者，当时并不能结婚。不仅如此，她听说父亲结婚没有房子，甚至还张罗着给他们找婚房，这是父亲后来在回忆录中写的。"

问题来了：一个已经怀孕的女人，知道这个孩子不可能名正言顺，知道孩子的父亲正在准备和另一个女人结婚，她为什么还愿意帮他们找婚房？

她可以哭，可以闹，可以说出来，可以直接把肚子摆到田汉面前。

她选择的是——什么都不说，把婚房找好，然后走开。

1931年初，田汉与林维中在上海南京路的福禄寿酒家举办婚礼。

同年8月，安娥在上海生下了儿子田大畏。孩子出生后，她悄悄把孩子送回了河北老家的母亲那里，对田汉说：孩子死了。

那个孩子活了下来。

安娥一个人知道这件事，藏了整整七年。

1934年，电影《渔光曲》公映，安娥作词，任光作曲，大街小巷传唱"潮水升，浪花涌"。这时的安娥已经和任光生活在一起，担任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主任，进入了她创作最丰盛的几年。她又和聂耳合作，写下了《卖报歌》，后来几代中国孩子都会唱。

那几年，她没有再见过田汉。

1935年2月，田汉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南京监狱。狱中，他每天早晨听见看守部队唱《渔光曲》——那正是安娥写的词。他在狱中留下一首诗："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安娥撤离上海，在辗转武汉的船上与田汉偶然相遇。这一次，她告诉他：

孩子还活着，已经长得很高了。田汉听完，很激动，久久没有说话。

1948年，田汉与林维中协议离婚多年后，他与安娥正式登记结婚。

从1930年同居算起，这中间隔了整整十八年。

【主要信源】
田大畏（田汉之子）采访，搜狐网，转载自《生活》杂志
安娥传记资料，中研院近代史妇女与性别研究数据库
《田汉曾与鲁迅多次笔战 年轻时陷入四角恋爱》，中国新闻网，2016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