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员逃进了杭州灵隐寺，剃度出家。

没人想到，他后来会成为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唯一一位僧人。

更没人想到，就在开国大典的五年前，他在广西大瑶山的山口，为一支几乎全军覆没的日本军队，出谋划策、亲身参与了那场伏击。

这个人，俗名潘楚桐，法号巨赞。

巨赞出生于1908年，江苏江阴人，家境尚可。父亲做些小买卖，供他读私塾，后来又进了江阴师范学校。1927年毕业，他直接考入上海大夏大学。

大学里，时代的气息比课本浓得多。彼时国共合作刚刚破裂，各种革命思潮在知识青年中间流传。潘楚桐没读完书就退了学，回江阴当小学校长，同时秘密参加共产党的活动。

1929年，他秘密加入共产党。1930年，他领导中小学教师搞罢教斗争，东窗事发，国民党当局要抓他。

跑路，只能跑路。

他选了一个藏身之处——杭州西湖边的灵隐寺。这一躲，就是他后半生命运的转折点。

在灵隐寺里，潘楚桐原本只是逃难。但佛经读多了，人就变了。1931年，他正式剃度出家，法号"巨赞"。

出家之后，他没有就此断绝与时代的联系。恰恰相反，他把佛教当成了另一种战场。

1933年，他在重庆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学习，同时兼课；1936年，在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任教；1938年，到湖南沩山佛学社；次年，他在福严寺华严研究社任教，遇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叶剑英。

这次在衡山的会面，是他真正转型的起点。

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巨赞法师在衡山圣化寺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和"佛教青年服务团"，拟定了《南岳佛道教协会组织大纲》。

他先后发表《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致抗日将士慰劳书》《佛家之救亡抗战论》，把佛教的"大乘精神"和抗日话语糅合在一起，号召佛门子弟加入救亡队伍。

他还向《大公报》主动投稿，号召抗日救亡。这个和尚，刷稿件的速度，不比刷经文慢。

一时之间，巨赞法师的名声同时在佛教界和抗战圈里传开，各地进步人士纷纷与他往来。

哥们儿，这位出家人的战时档案，比大多数军官还厚。

1940年秋，巨赞来到桂林，出任广西佛教协会秘书长，同时担任月牙山寺住持。他主编的《狮子吼》月刊在此期间正式创办，据他后来回忆，这份刊物"不仅仅是进步刊物，更糅合了佛学精髓与抗日宣传理论"。

在桂林的那几年，他提出了"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作为"新佛教运动"的总纲领——意思是，佛教不能只在庙里念经，要下到田间地头，参与社会改造。

这种思路，让他跟当时的国共两党都能打交道，却不隶属于任何一方。他自成一格。

四年后，这块阵地失守了。

1944年夏，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大举进攻广西，桂林告急。巨赞法师带着寺里保存的五六十箱经书，离开西山龙华寺，转移到距桂平县城约二十公里的金田安众村。

就是这个金田——七十多年前，洪秀全和杨秀清在此聚义，太平天国的第一面旗帜就插在这片土地上；七十多年后，这里又将成为另一场反抗的现场。

日军进村之后，起初还"讲规矩"。

但所谓规矩，不过是逐步收紧的绳索。从索要粮食到索要财物，到后来——要求村民献出女人。
那是底线。

巨赞法师躲在村里，白天换上便衣，走家串户，表面上是串门，实际上是在逐户动员。他冷静分析敌情，观察地形，同时劝说村民组织自卫，让他们自制土枪土炮。之后，他主动联络活动在大瑶山一带的瑶族武装——瑶王李荣保。

李荣保统领着一支熟悉山地地形的瑶族民军，能打，够硬。两者一拍即合：一个出谋划策，一个出兵出力。

他们选定了金田"石崖塘"附近的山口，易守难攻，视野开阔，是教科书级的伏击地点。

那一夜，细雨蒙蒙。

日军沿山路进入了埋伏圈。

根据广西政协网记载，这场"石崖塘夜战"的结果是：日军死伤近百，几乎全军覆没；瑶族民军仅伤亡各一人。

一伤，一亡。

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这个战损比，就算放到正规战场，也算得上一场漂亮的以少胜多。

战后，巨赞的名声在佛教界和政治圈同时流传开来。

周恩来后来赠他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这八个字，算是对他这段人生最准确的概括。据说他的床头并排放着《论持久战》和《心经》。两本书，一本教人如何打，一本教人如何活。

抗战胜利后，1946年，他回到杭州灵隐寺，出任浙江省佛教会和杭州佛教会秘书长。第二年，武林佛学院成立，他被推选为院长，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培养僧才。
这位法师，从没真正"出世"过。

【主要信源】
广西政协网《电影〈狮子吼之巨赞法师〉在桂平开拍》，广西政协，发布日期见存档（约2015年前后）
爱思想学术网《巨赞法师的佛教改革思想》，收录于aisixiang.com学术数据库，原刊ISSN 1007-6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