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了，谢谢。”2005年，张顺兴即将被带走执行死刑，突然转身对前来送行的妻子和母亲留下最后一句话：“等我死了，就把遗体捐给有需要的人吧。”妻子喉咙发紧，一个字也吐不出。母亲点了点头，眼眶通红，硬是把呜咽咽回了肚子。

那条没撕标签的旧围巾还搁在柜子里，生前谎称是矿上发的劳保品。拖欠的工资迟迟不到位，村里人背地里的闲话却没断过。吃晚饭时，老太太放下饭碗，铝合金碗边磕出清脆的一响。面对那些恶意的揣测，她嚼得很慢，眼神冷得像结了冰。

几天后，红十字会的电话打破了死寂，两名陌生人因为他的眼角膜重新看到了光亮。大雪封山前，镇上送来了死亡通知书，压在最底下的还有一张泛黄的小学奖状。老太太小心翼翼抚平折痕，盘算着等孩子长大后告诉她，人并非天生就是坏的。

年关将近，远处的鞭炮声隐约飘进小院。妻子准备出门买点肉，老太太下意识地叮嘱买瘦的，顺兴不爱吃肥肉。话刚出口，两个人都愣在原地。屋里没开灯，雪光惨白，寂静中只有粗糙的呼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