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曾提了个“狠招”：扶老人反被索要天价赔偿，只要老人拿不出凭据，就按敲诈勒索起诉、从严处置；判不了刑，也得重罚。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公安大學犯罪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李玫瑾：洞悉心靈的工程師）

李玫瑾曾就此提出看法：扶了老人被天价索赔，对方拿不出半点证据，就该按敲诈勒索办，够不上刑也得高额罚。

这话不是耍嘴皮，是替一堆寒过心的人把委屈说出口。

湖南祁东棋牌馆老板肖爱华，就是活生生的样本。

2026 年夏，一位街坊老人进店坐了没多久突发疾病栽倒，肖爱华慌归慌，先喊人拨 120，按本地经验把人挪到门口通风处。

老人最终没能救回来。

公安查得明明白白：无外力、无冲突、排除刑事。

可家属不认这个，开口要 10 万，传话里夹着不赔就把遗体放店门口的狠话。

调解桌上一轮轮磨，从 10 万磨到 1.9 万，肖爱华坚持自己没过错，最后却因怕闹、怕母亲身体扛不住，掏了这笔 “人道主义补偿”。

店关掉，人失眠头晕吃不下饭，儿子看母亲急得不成样子。

舆论炸开以后，家属把 1.9 万退回，罗永浩和朋友捐了 10 万，加企业慰问金共 12 万，肖爱华一家转手捐给慈善总会。

钱转一圈干净，可她在店里等 “抬遗体” 那几天的恐惧，没人退得回去。

我常想，这笔钱真正买走的不是事端，是一个人往后几十年伸手时的犹豫，这个代价，账上永远记不下。

在我看来，这事最拧巴的地方，不是家属悲痛乱咬人，而是法律明明站在好人这边，执行却把好人按在钱箱前。

《民法典》184 条写得很直白，自愿紧急救助，就算操作不当致损也不担责。

杭州、深圳更早立规矩，被救助人说是你撞的，举证在被救助方，救人者不必自证清白。

纸面逻辑是 “谁主张谁举证”，到基层调解室常变成 “你没撞，但你掏点钱买平安”。

和稀泥比断是非省事，可每一次和稀泥，都在给讹诈发免息贷款。

翻旧账更凉。

2006 年南京彭宇扶起徐寿兰，垫了 200 块医药费，反被咬成撞人，一审靠 “常理推定” 判赔 4 万多，彭宇案三个字从此焊在 “扶不扶” 的阴影上。

2009 年天津许云鹤扶人，鉴定无接触，法院说没碰也可能惊着人家，判赔 10 万。

2013 年广东吴伟青扶老人垫药费，被索 20 万，扛不住压力跳楼，留话 “人心不信了”。

同一年达州三个小学生扶摔倒老人，被攥手腕要钱，三家先凑 1100 块，后来警方查实老人自摔，老人拟拘 7 天因年岁免执行，儿子拘 10 天罚 500。

三个孩子拿过 “委屈奖” 5000 块，奖金又捐回去。

他们用动作说：我们不是为钱伸手，是不想让 “好人” 变笑话。

也不是全无硬气判决。

新疆奎屯美发屋顾客洗头猝死，店员抢救反被索 46 万，两审驳回。

江门快递员救倒地老人，被索 92 万，说三轮车气流吓着人，中院终审判得干脆：善举不能推定侵权。

达州蒋婆婆讹小孩，警方按敲诈处理过。

可这些案例摆一块儿，挡不住一个现实：有人统计过一批扶人纠纷，诬陷占了不少，真正受罚的却是个位数。

讹成，赚一笔；讹败，最多点个头。

成本收益一算，傻子都知道该不该伸手。

李玫瑾的建议，本质是把账算回来。

没证据天价索赔，拿 “闹、停尸、毁名” 逼人掏钱，这已经不是民事争议，是借悲痛外壳做敲诈勒索。

够刑追刑，不够刑就高额罚款加信用污点，再赔救助人停业损失和精神损耗。

逻辑很顺：讹人的收益靠逼，代价就得靠硬杠去对冲，两边一压，闹的成本高过闹的收益，自然没人再拿尸体当筹码。

调解也不能再拿 “自愿” 当遮羞布，先定责再谈补偿，无责就别劝人花钱消灾。

更深的病灶在决策结构。

基层怕信访、怕闹大、怕媒体，一进调解室就劝好人让一步，宁可让好人出血换安静。

在我看来，这和稀泥把责任链条整个推给弱势一方，谁好说话谁吃亏，越让，讹的人越知道闹有用。

肖爱华说以后还帮，这话暖得发酸。

她扛过去，下一个没监控、没证人的小店主，未必扛得住。

我认为，善良从来不缺勇气，缺的是兜底。

当录像、证人、自证清白成出手前的标配，善意就已经被改造成风险管控。

真要让人敢弯下腰，得把讹人的代价顶到天上：诬告重罚、调解留痕、举证倒置、纠错通道前置，别等热搜把案子翻过来才还好人清白。

法律不是用来给好人发奖状的，是拿来让恶意付代价的。

扶不扶不该是道德考试，是制度及格线。

在我看来，把讹诈成本钉死，把善意风险拆掉，把举证责任真正倒给主张方，街边那只准备伸出去的手，才不会在半空停住。

它伸出去，是人心对社会最后的信任，别让一次和稀泥，把这条底线又磨薄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