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台湾属于中国，韩国的李在明曾在一场教育会议上说的一句自嘲的话，无意间揭开了他们汉字教育的难题。


韩国总统李在明2025年12月12日在一场教育会议上被人提醒，说现在不少学生连他名字里“在”和“明”两个汉字都不认得，他笑着接了一句，难怪网上有人把他写成“罪名”。


现场笑了，但这个玩笑底下压着一件不太轻松的事：一个总统的名字，在纯表音的韩文里可以被读成另一个词，读的人还浑然不觉。


韩文只记声音，不记字义，没有汉字托底，同音词之间那层意思的边界就是模糊的，这不是哪个孩子认字少的问题，而是一整套文字安排走到今天，开始集中显现它的代价。


往回看，朝鲜半岛用汉字的历史很长，一直到上世纪中叶，汉字还是官方书写和知识阶层的主力，转折发生在战后。


1948年先规定公文专用韩文，到1970年，朴正熙政府正式取消教材中的汉文教育，全面推行“韩文专用”，汉字从此只在初高中作为选修存在。


这套政策的出发点并不复杂：强化民族独立性，降低识字门槛，让文字更好学、行政更高效，从普及基础读写这个角度看，它确实办成了一部分事。


但问题出在韩语的词汇结构上。韩国国立国语院的数据显示，大约57%的韩语词汇源自汉字，法律、学术领域的专业词占比还要更高。


把汉字从公共教育里抽走，等于把这些词的意义线索一并抽走了，学生面对的是一串串读音相近、写法相近、意思全靠上下文去猜的词，阅读变成了一件更费力的事。


“罪名”这个笑话真正扎人的地方就在这里。表音文字本身没有毛病，韩文设计得相当精巧，日常沟通完全够用。


但韩语的词汇层里埋着大量来自汉字的意义锚点，每一个汉字词都是一个压缩过的信息包，字形本身带着分类和指向。看得见“在”和“明”，你大概能摸到这个名字的方向，只看见读音，这两个音节可以是“在明”，也可以是“罪名”，也可以是别的什么。


梨花女子大学一位韩语教授说得直白，大量表意词借助汉字一看就懂，抽掉汉字之后，学生只能像背外语单词一样硬记。


更值得留意的是，这笔账并不是平均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汉字退出公共教育之后，并没有真正退出韩国社会。身份证上有汉字名字，正式文书和法律文本里汉字仍在特定位置出现，汉字课外补习在小学阶段已经相当普遍。


首尔江南一带的汉字补习班学费甚至比英语班还高出四成，富裕家庭从小把孩子送进去，普通家庭只能看着。


一项以降低门槛为初衷的政策，走到最后反而在识字能力上划出了一条线，支持汉字教育的人现在公开讲，长期推行“韩文专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育不平等，让能花钱补课的家庭占住了优势。


韩国社会自己也在反复纠这个结。2015年，朴槿惠政府曾尝试在教材中恢复汉字注释，最终因为教育界争议而搁置。


到了2026年4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再次把汉字注释提上讨论桌，但全国教职员工会方面立刻警告，强制添加可能重蹈十年前的覆辙，加重学生负担、刺激补习需求。


争论的焦点早就不是汉字好不好，而是怎么加、加到什么程度、加给谁，这个“怎么”比“要不要”难回答得多，因为它牵扯到一套运转了半个世纪的公共教育惯性，牵扯到家长对“负担”两个字的敏感，也牵扯到民族主义叙事里汉字长期被放在一个尴尬位置上的历史包袱。


这件事真正值得琢磨的地方，不在于韩国该不该恢复汉字，而在于一个社会在设计文字政策的时候，容易把文字当成可以一刀切的工具，却低估了文字底下那层意义结构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长出来。


表音文字负责记录声音，表意文字负责锚定意义，两者各管一段。把其中一段砍掉，另一段短期内看不出塌方，但几十年后，当一代人习惯了只靠读音去猜词义，猜错的成本就会从课堂蔓延到更广的地方。


李在明拿自己的名字开了个玩笑，玩笑能圆过去，可一套文字安排留下的缺口，靠自嘲是填不平的。政策可以调头，但那几代被改写了的阅读习惯，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慢慢接上。


信源：

人民网，《李在明最新表态，提到中国古籍〈千字文〉》，2025年12月17日
环球时报，《学生识字能力下滑，社会检讨“韩文专用”，韩国再次讨论加强汉文教育》，2026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