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企业家说：“人际交往中，凡是比你强的人，一般都不会主动找你聊天、约着聚一聚、请客吃饭、拉你一把。如果真有人找你，他一定是有事。你对别人有用，别人才会抬举你；你对别人没有什么价值，别人根本就不想理你。”

1925年，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启超，陈寅恪是哪国博士，有什么著作。梁说都没有。曹为难。梁启超急了，说自己著作等身，加起来不如陈寅恪几百字。

这话传出去，满北平都在问：陈寅恪是谁。

陈寅恪那时候在德国，三十六岁，没学位，没专著，国内没人听说过他。他游学海外近三十年，柏林、苏黎世、巴黎、哈佛，哪儿都待过，一个文凭没拿。不是拿不到，是他觉得为一张文凭被一个专题捆住两三年，不划算。他学的是梵文、巴利文、西夏文、突厥文，十几门语言，全是冷板凳上的东西。

梁启超看中的，就是他脑子里那些“不划算”的东西。

曹云祥犹豫的时候，梁启超还补了一句：这样的人，清华不请，外国的大学也会请。曹被说动了。聘书发到德国，陈寅恪接了。

到清华之后，他讲课，冯友兰那时候已经是学界泰斗，每逢陈寅恪的课，恭恭敬敬陪他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坐在教室里听。朱自清、吴宓也来听。一个没学位没著作的人，靠什么让这些教授坐下来？靠他嘴里讲出来的那些东西。他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讲得一清二楚。学生叫他“活字典”，叫他“教授的教授”。

企业家那段话说，你对别人有用，别人才会抬举你。这话听着凉，但你把它搁在陈寅恪和梁启超身上，它不凉。

梁启超“抬举”陈寅恪，确实是因为他“有用”。他的学问有用，他的脑子有用，他在那些冷门文字里泡出来的东西有用。但陈寅恪从来没去求梁启超抬举他。他没写信拜托，没托人递话，没在梁启超面前表现什么。他就是一个人在德国，蹲在图书馆里，把那些没人愿意学的文字一个一个啃下来。啃到梁启超看见了，自己就来了。

我自己的看法很简单。“有用”这件事，分两种。 一种是你追着别人证明自己有用，那种“有用”很累，而且别人不一定认。另一种是你把手头的事做到别人绕不过去，那种“有用”自己会说话。陈寅恪走的是后一条路。他没把力气花在“让人看见”上，他把力气花在了“让自己值得被看见”上。梁启超那句“不如他几百字”，不是一个伯乐在提携后进。是一个识货的人，看见了一样真东西，舍不得让它烂在德国。

陈寅恪到清华之后，那几百字长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长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长成了后来双目失明之后口述的八十万字《柳如是别传》。梁启超1929年就走了，没看到那些书。但他当年那句话，替清华留住了一个人。那个人后来替中国学术站了几十年。

与其琢磨“怎么让比我强的人来找我”，不如先问一句：我手里有没有一样东西，是别人绕不过去的。有，你不用找。没有，找了也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