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通透的一段话：“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端什么碗，吃什么饭，经历什么事，什么时候和谁结婚，都是有定数的，别太为难自己，顺其自然就好。人生的剧本，你早就在天堂看过了，之所以选择这个剧本，是因为这一生中，总有你认为值得的地方。”

1958年，张家口沙岭子农科所，一个刚被打成对立面的三十八岁男人扛着铺盖卷下了火车。来接他的人问他，这地方怎么样。他抬头看了看天，说：“这地方土豆好吃吗？”

他叫汪曾祺。所里分给他的活是画马铃薯图谱。几百个品种，每个品种开花了得画下来，花落了画叶子，叶子掉了画薯块。画完了，薯块不能扔，搁炉子上烤了吃掉。

他后来跟人说起这段日子，语气得意得很：全国像我这样画过马铃薯图谱的人，大概不多。

汪曾祺这辈子，按世俗的剧本看，走得不太顺。他二十岁出头在西南联大念书，老师是沈从文。他写小说，写得慢，写得少，不急着出名。毕业后四处辗转，教书，做编辑，一直没混出什么大名堂。反右的时候被划成对立面，下放劳动，画了几年土豆。特殊时期的时候被关进牛棚，天天写检查。平反回北京，已经快六十了。他那些同时代的人，有的早出了名，有的早当了官，有的早走了。他呢，一个人坐在家里，写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事：高邮的鸭蛋，昆明的雨，故乡的野菜，一个蹲在田埂上吃萝卜的老头。

可你把这些事倒过来看。他在沙岭子画土豆那几年，后来写成了文章，写土豆花有几种颜色，写薯块烤着吃比煮着吃香。他在牛棚写检查那几年，后来也写成了文章，写怎么把检查写得“像一篇散文”。他那些“不顺”的日子，后来全变成了他笔下的材料。他写《受戒》，写小英子跟明海在田埂上跑，写和尚谈恋爱，写得干净透亮。他写《大淖记事》，写一个锡匠和一个挑夫的女儿，写得让人心里发暖。那些东西，跟他那些“不顺”的日子，搁在同一个抽屉里。抽屉拉开，里面全是热的。

他晚年跟人说过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没什么大起大落。就是碰上了什么，就接着什么。”接住了，搁在手里看看，看够了，写下来。写完了，搁在一边，接着过日子。

1997年5月，他走了，七十七岁。走之前那几年，他还在写。写不动了，就口述，让人记。他最后那本书里，有一篇写他小时候在老家看见的“岁寒三友”，写完了，搁下笔，说了一句：“写完了，也就完了。”

那段话说，人生的剧本你早看过了，之所以选这个，是因为总有值得的地方。汪曾祺那个剧本里，值得的地方是什么呢。大概是沙岭子那几个土豆，是牛棚里那篇检查，是高邮那几个鸭蛋，是昆明那场雨。那些东西搁在别人眼里，不值什么。搁在他眼里，是他那辈子的全部。

我自己的看法很简单。“顺其自然”这四个字，搁在汪曾祺身上，不是“躺平”。是他碰上了什么，就接着什么，接住了，不撒手，也不较劲。 土豆来了画土豆，检查来了写检查。画完了，写完了，日子接着过。他不问“为什么是我”，他问“这东西怎么弄”。弄完了，搁在纸上。纸搁在那儿，替他活到了今天。